钓台严先生之清风，更千百年未有能续之者，至谏议江公出，然后孤标峻节，仰配而无惭。或曰：子陵不肯为万乘故人屈，蹇裳去之，翛然浊世之表，万物莫能撄，江公间关从王四十余年，至于触权幸，蹈艰险，投荒万里，为当世悯笑，岂子陵匹耶？呜呼，以此论人，殆几以骊黄观马，非能有得于形色之外者也！昔者禹、稷、颜子之忧乐，伯夷、柳下惠之清和，可谓异趣矣，而孔子、孟子盖并贤之，非以其时不同，所处亦异，而其道未尝不一乎？由是观之，子陵之不仕与江公之仕，未易以迹断也。盖子陵之不仕非以自洁也，所以激昂节义而救西都颓靡之俗也；江公之仕非以自利也，所以扶持世道而弭一时朋党之祸也。迹虽不同，道岂异乎？方其以卑官下僚自结人主，精诚所格，兆朕形焉，岂非以臣子难逢之会？然是时也，上虽有意乡善而志未决，元祐诸贤虽稍稍参用而势未定，正安危理乱之岐途。公恳恳尽言，所以坚明主意、保合善类者，不遗余力。使公之道得行，则二蔡之奸不攻而自却，绍述之说不沮而自销，王室尊安，敌人退听，其为国家生民之福讵可量也哉！奈何正邪消长之势一分，公之身弗获安于朝廷之上。自是二十年间，疽蚀浸淫，元气日以凋耗，天下之患有不可胜言者。事变既极，公之言遂为灵蓍大蔡。建炎中兴，褒表遗直，公身虽不及见，然高风凛凛，千载而下犹足以起衰懦而羞奸谀，信乎其无愧于子陵也。宝庆三年，公之诸孙润祖出守高安，以公家集曰《钓台弃藁》者刻之郡斋，书来谓某序之。某惟公之始仕也，司马文正公已亟称其诗，而奏议之编，则近世张宣公实为之序引，藐焉小子，何敢复云！至他所为文，又多出于笑谈娱戏，其论前代文士，虽世所共宗者，犹讥其冗叶狂华，不根至理。则语言文字特公之弃余矣，故不复道，独惟其平生大节追配古人者，以告于史君而并刻之，来者其尚有考乎此。是岁八月壬申，建安真某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