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宣帝即位，魏相入为大司农。四年，大将军光薨，上以其子为右将军，兄子山复领尚书事。相因平恩侯许伯奏封事，言宜有以损夺其权；复因许伯白去副封，以防壅蔽。韦贤免，相遂代为丞相。元康中，匈奴遣兵入寇，上与赵充国等议欲出兵，相上书谏难以动兵，曰：‘愿陛下与平昌侯、王无故。乐昌侯、王武，并帝舅。平恩侯许伯及有识者详议。’上从相言而止。唐贞元末，柳宗元为监察御史里行，善王叔文、韦执谊，二人者得政，引内禁近，与计事，欲大进用。俄而叔文败，贬邵州刺史，不半道贬永州司马。既窜斥，贻书京兆尹许孟容曰：‘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，始奇其能，谓可以共立仁义，裨教化，以忠正信义为志，兴尧舜孔子道，不知愚陋不可以强。’其素意如此也。甚矣，细人𪫺夫之不可与共事也！大臣欲行其道，不可则止；士大夫欲行其志，不合则去。岂必委蛇婉娈于左右亲密之间，而曰姑因人以济事哉？大臣而有此见，不足为古大臣；士大夫而立此论，不足为贤士大夫。观魏相、柳宗元之事可见矣。以相之严毅，岂不能自结主知？而奏封事，去副封，一则曰许伯，二则曰许伯；谏止用兵，自是正论，乃劝帝与三侯有识者议之。且三侯贵戚之庸人耳，其于识见为何有？而相待之过矣。事业之陋，正坐此。以宗元之才俊，岂不能自为时用？而所善王伾、叔文相与计议，逮彼负罪，奚能掩覆？乃犹曰初谓可以共立仁义，可以共裨教化，可以共兴尧舜孔子道。且二子依乘之小人耳，其识尧、孔为何如？而宗元期之过矣，名节之丧有由也。士君子急于救时，而患其君之不吾听也，顾欲因左右之亲信者以投其机，其说曰权以济事耳。幸而济，不过为相之陋，而外戚之祸已胎于此；不济，则宗元辈一失其身，万有余罪，可胜悔恨哉？虽然，此亦人主之责也。天下之大，当与天下之贤士大夫共之，岂必与一二亲信者为密哉？自人主之意向有所偏，而君子之欲为善者无所依。苟足挟以有为，不暇择也，然附之为善者，艰难委折，未必有成；而附之为恶者，呼俦引类，谁能遏之？况安保此身之能自立其间，不反为所噬乎？又安保其不宛转以同入于恶乎？缙绅之祸轻，国家之祸重矣。故为人主者不可专听昵比者之言，而轻疑君子之未必集事；为士大夫者当常持正大之论，而毋谓小人之或可共事。上见之审，下守之固，国与身其庶几乎！臣窃听近日一种议论，而于汉、唐二臣之事重有感焉，辄推其说以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