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：什一，天下之中正，百王不易之通法也。三代之君所以随时损益，因世制变，虽有不同，而中正之法则相承而世守之，初不可以一毫加损。自春秋以来，去古未远，初税亩、作丘甲、用田赋，荐书于经，盖讥其始变法也。然尝试考之，杜氏于初税亩则释之曰：‘公田之法，什取其一，今又履其余亩，复什取其一，是以二倍取其民也。’至于作丘甲，则又释之曰：‘九夫为井，四井为邑，四邑为丘，四丘为甸，出甲士三人、步卒七十二人。此甸所赋，而鲁以丘出之，是鲁以四倍取于民也。’盖至田赋之用，则释之者又云，丘赋之法，因其田财，通出马一疋、牛三头，今别其田及家财各出此赋，是又增其一也。然鲁之复增其一，即于作丘甲之外而复增之耶？抑舍丘甲而复增之也？若舍丘甲而增之，《春秋》作中军、舍中军皆明书之，而丘甲之舍何为略哉？谓作丘甲之外而复增其一，是鲁以五倍取民矣。曾谓圣人之后，秉礼之邦，而肯为是耶？设曰古人之法不可施之于后世，其制愈坏，其变愈亟，其歛于民者愈重，而不可复返也，然汉自高帝矫秦人之弊，什五而税一，至景帝之世复三十而税一，又何其益轻耶？夫什一之法轻之则为貉，重之则为桀。鲁之变法，自什而二也，又什而四也，又什而五也，而尚有年饥不足之叹，未见其有余；汉之矫弊，自什五而一也，又三十而一也，而海内富庶，贯朽粟腐，未见其不足，则什一之法又何取哉？夫可以行于三代者不可行之于春秋，不可施之于春秋者乃可施之于汉，何耶？不然，则《春秋》之所书，杜氏之所释，与夫班孟坚之所纪，其轻重异同如此，岂无至当之论？幸详言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