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元帝永光五年，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：‘臣闻治乱安危之机，在乎审所用心。《传》曰：“审好恶，理情性，而王道毕矣。”治性之道，必审己之所有余，而强其所不足。盖聪明疏通者，戒于太察；寡闻少见者，戒于壅蔽，勇猛刚强者，戒于太暴；仁爱温良者，戒于无断；湛静安舒者，戒于后时；广心浩大者，戒于遗忘。必审己之所当戒，而齐之以义，然后中和之化应，而巧伪之徒，不敢比周而望进。惟陛下戒所以崇圣德。’臣观匡衡所陈，其戒虽有六，而切于汉元帝之身者，二条而已。一曰无断，二曰后时。盖元帝之天资，仁爱温良者也，湛静安舒者也。仁爱温良者，乏刚明果断之操，湛静安舒者，无奋迅振作之风，遂将贤否混淆，邪正杂糅。汉业之衰，端由于此。衡不能挈此二戒恳切言之，使元帝豁然感悟，改过迁善，而乃混六条之中，以听人主自择，衡亦不善于格君矣。当是时，贡禹之徒，不力救优柔之失，而徒以甘言游辞求合人主意。此固不忠之甚者。刘向上疏，慷慨激切，其言曰：‘执狐疑之心者，来谗贼之口；持不断之意者，开群枉之门。’可谓深中膏肓之病矣，然亦有遗憾焉。孟轲曰：‘人不足与适也，政不足间也，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。君仁莫不仁，君义莫不义，一正君而国定矣。’当元帝时，筦中书、典枢机者，其人其政，大略可睹，然奚必屑屑然较胜负于此哉！君心之本原未正，而欲挽回于末流，固宜戛乎其甚难也。独匡衡能从其用心治性而箴之，然所言驳而未纯，泛而不力。呜呼！汉儒病在不学耳，使果有孟轲之学，何患不能正君而国定哉！匡衡、刘向号为名儒，卒不能有格心之业，使天下谓儒无益于人之国。儒果无益于国耶？读史至此，为之掩卷三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