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康史侯作堂祠四贤，而以书谂余曰：‘濂溪、晦庵二先生俱尝守是邦，而刘屯田父子隐居庐山下。《壮节冰玉堂》及《刘氏故居记》，皆晦庵笔也。’余览之慨然，曰：侯其有意于风化者耶！濂溪五十余，上南康印绶，分司南京；屯田为颍上令，不能屈节事上官，弃官入山；秘丞亦落落与时忤，仕迄不显；而晦庵在外，不过九考，立朝才四十日。嗟乎！四贤之风节如是，世之高此四贤者，亦曰不以爵禄动其心而已。抑余窃谓，以退为高，非四贤之志也。濂溪自为小官，屡争狱事，洎持节广东，不惮瘴毒之侵，虽荒崖绝岛、人迹所不到处，皆缓视徐按，务以洗冤泽物为己任，卒以是抱疾。其言曰：‘可止可仕，古人无所必。’束发为学，将以设施，必不得已，止未晚也。刘公父子，节义凛凛。秘丞盖与荆公有旧，欲挽使修三司条理，终不为屈，未足多也，而尽诚规益，谓所更定法令不合众心，宜复其旧。使荆公早用此言，岂至稔异时生民之祸，若是惨耶？晦庵历事三朝，忠诚恳恻之意，具形奏疏。大抵排和议，诋近习，抑宦寺，不遗余力，而至于君心隐微，人所难言者，亦每每控竭无隐，孝庙眷之厚。先生封事有曰：‘日月逾迈，如川之流，一往而不复。不惟臣之苍颜白发，已迫迟暮，而窃仰天颜，亦觉非昔时矣。’呜呼！忠爱之语，吐自肺肝，与浅丈夫自洁其身者，奚啻霄壤！然则四贤岂不欲用于时，而必以名节自见哉？论者第见濂溪先生酷爱庐阜，乘兴携客，自放于山巅水涯之间，而陈令举与屯田，骑双犊往来山中，殆类高人胜士之为者，而孰知伊洛之学，自明道、伊川以及延平，乃考亭平生尊慕以为立身之实地者，皆光风霁月之余韵，而史学独擅一家，卒以助成司马公《通鉴》之巨典者，亦自青云白石之深趣来耶？言施于事，则非空言；学可及物，则为实学。不苟合者，必合道者也；不求世用者，必能用世者也。余既以是复侯书，又为叙次其本末，俾刻之石，以诏来者，使皆知夫四贤经世之实如此，则其于儒道之功用，不为无补云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