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子贤于尧、舜。何贤于尧、舜？以六经之作也。朱子贤于周、程。何贤于周、程？以四书之述也。六经管摄众理，四书发挥六经，培三才之根底，寿万古之气脉，赫赫明明，渊渊浩浩，盛矣哉！庐陵有硕儒曰实轩先生李君，幼蕴气醇而行方，心潜而志悫，视四书若衾裘饮食，手钞口讲，昼诵夜思，所谓造次必于是，须臾不可离者也。沈涵之久，纲领愈明，探讨之深，节目毕露。提挈维络，融会贯彻，于是乎作《通旨》。条分缕析，句研字辨，于是乎作《章旨》。历年滋久，始克成书，盖亦尽心焉耳。然则四书固有功于六经，而《通旨》、《章旨》又岂不有功于四书也哉？呜呼，斯道之在两间，如阳精之在天也，日月升而光彩常新；犹水泉之在地也，人人汲而清甘不竭。夫子以‘一贯’语曾子，抽关启钥，无余蕴矣。而曾子复有‘忠恕’之说焉，程子复有‘维天之命，於穆不已，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’之说焉。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，拈出‘敬’之一字，开示学者，入道之门至深切矣。而伊川复有‘主一’之说焉，上蔡复有‘常惺惺’之说焉。放利喻利之戒，夫子箴万世之膏肓，如秋霜夏日之严且烈矣。而孟子复有‘穿窬’之譬焉，南轩复有‘有所为而为之，皆人欲而非天理’之说焉。盖自道理之明而呈露者观之，‘无言而四时行、百物生’者天也；‘无行而不与二三子共之’者夫子也，虽寂不容声可矣。自道学之精深详密者言之，则咀之而其味无穷，索之而其理无尽，讲之而其义无极。前圣后贤，继继承承，所以不容已于著书者，诚非可已而不已也。然则李君之书，又可以屋下架屋，床上叠床议之也哉？李君视大经有二十余年之长，居同乡，且同出辟雍。李君不以大经为少且愚，间尝谓之曰：‘吾于四书得四言焉：曰《中庸》闳博，《大学》密察，《论语》教人主于克治变化，《孟子》教人先以体认推广。此四言者，子以为如何？’大经悚然敬其言，且妄赞之曰：‘克治变化，则密察之功全；体认推广，则闳博之体著。譬之织文，经纬错综，烂然成章，而一丝一缕，各有条理，不相侵紊。’李君抚掌曰：‘得之矣，《通旨》、《章旨》之不可阙一者，正如是矣。’李君天资宏毅，惟己之为守，居官介然，弗谄弗随，嵚崎历落，不展厥施，繇是益得以大肆其力于四书。盖《通旨》、《章旨》脱稿未逾年，而李君殁，虽其间实定删润未竟其志者，尚多有之，而大纲细目，固已灿然毕陈矣。呜呼，其亦幸而成此书也，其亦不幸而不用此书也。李君之冢嗣从大，力学趾美，词艺蔚然，以大经于是书之作，概尝有闻，属为之序。慨念畴昔不鄙切磋之意，斋宿执笔而不敢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