尝闻四夷之为中国患也，自前世已然。其势之强弱，常视中国之盛衰，在乎时君抚循控驭之得失以为之叛服。方舜之盛时，中外若出乎一家，而区区之南方，犹有逆命之苗民，然其为患最微，故其屈之也，用力不劳而建功多。诗书之载，自舜已来，其盛衰强弱之变，虽未易徧攷，至于抚循控驭之术，已出于中国者犹在也。昔文王有四方之变，而其患在昆夷，有北方之变，而其患在𤞤狁，则不过命将帅卫中国而已。《六月》言宣王南征，其辞止于‘薄伐𤞤狁，至于太原。’又曰：‘显允方叔，征伐𤞤狁，蛮荆来威。’方此之时，来则取其顺，故外之而不内；去则舍其逆，故释之而不追。治其犯我之不率，而听其所自去来。盖古人所谓譬犹蚉蝱之螫，是驱之而已者也。末世备外之策一弛，而邀功生事之臣争言四夷之利害，至使虏与中国抗衡。金缯之遗，岁无虑万数，而甚者指汉天子为我丈人行，其凌侮侵肆盖如此。然四夷之间，强弱盛衰，又有可言者焉。何则？方汉唐盛时，其东南之小国，如闽粤五溪，与夫高丽、百济之类，皆在所取。而西北二虏，比及讨之也，不过时一挫衂。而贾谊有言，‘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’，以匈奴之众不过一大县，则彼蕞尔之东南，盖无以为也。然《周官》言获四夷之隶，有蛮隶之职，而东夷不与存焉。则岂东夷未尝为中国患，而彼南方之视西北，岂所谓小国，而交寇之视南方，又其尤小者欤？《书》曰‘乃命羲和宅南交’，则其地之隶中国，先古则然矣。自时厥后，或离或会，或侵夺削灭，意其遗种当仅有存者，而不幸异时寖以失驭，使余息得以少假。至唐乃复隶中国为交州，则彼其土地之广狭，人物之多寡，与夫盛衰得失，成败理乱之迹，虽不必入其国、攷其俗，宜若以悬断而默定矣。伏惟阁下材识闻望，类皆有所谓过人者。方南寇之叛，内外大臣惟天子之所去取，而阁下独与郭公首当师帅之任。自岭以南，知与不知，靡不欣抃鼓舞，庶扫除之功，可翘足而须也。而某于此，窃以谓古之所谓良将，非特勇果足以振世而已，必有权谋焉，而文德武略要皆取诸其中，此将之术也。于是为之说曰：阁下始以文章进，已而当方面之寄，则无施焉而不可。今又用其所长，以临区区仅存之虏，然则将之术，其有不神乎？兵法固有先声而后实者，声至而实加焉。则威与德并用，虏虽劲亦屈，此将之威也。于是为之说曰：古名将坐镇边陲，不动声色，而羌人帖然。阁下膺师帅重任，晏然无西顾之忧，而其余威遗烈足以震慑于此郡焉。夫以西羌之剽且锐、强且肆，畏缩逃遁，知所远引，而无复睥睨，则微且弱、寡且殆者宜如何也？然则威其有不行者乎！凡此盖皆某之有见于阁下者也。顾某之不肖，不足以适事，其才固未有过于常人者。前日虽因上官之所奖借，使得备驱策于謦欬之余；今也将就事矣，意之所至，辄不能自已，故备论四夷盛衰强弱之变，与夫阁下所以结主知而慰民望、挚诸将命者。隙光涂潦，虽不足以助秋阳之暴，而增时雨之润，而某之区区，自以其有所庶几，为在乎此也。惟阁下收而教之，幸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