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‘王曰来汝说’以下，高宗以师道命傅说自说；‘曰王人求多闻’以下，傅说以学告高宗；自‘王曰呜呼说四海之内咸仰朕德’以下，高宗知说所以教而更命之；‘说拜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之休命’，则傅说知高宗所以命而终成之也。《君奭》曰：‘在武丁时，则有若甘盘。’则高宗尝学于甘盘，而不终其业矣。《无逸》曰：‘旧劳于外，爰暨小人。作其即位，爰知小人之依。’则遯于荒远，而险阻艰难备尝之矣。其所以有望于傅说者，盖困而知学焉。酒醴不能自发，有以发之者曲糵也，犹才不能自达，有待于达之者欤。羹不能自和，有以和之者盐梅也，犹德不能自成，有待于成之者欤。曰‘交修予，罔予弃，予惟克迈乃训’，则许之以受教而不拒也。说于是乎可以语学。学之道莫先于求多闻，求多闻所以学古也。不通于古则处经事而不得其正，莅变事而不知其权，亦恶能有所建立哉？非特不足以建立，抑将坠先王之绪而不克永久也。故曰：‘王，人求多闻。时惟建事，学于古训，乃有获；事不师古，以克永世，匪说攸闻。’惟学则知道，知道然后乐循礼，故曰‘逊志’。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，故曰‘务时敏’。学自外至，故曰‘厥修乃来’。至是，则日知其所亡，月无忘其所能，故曰‘道积于厥躬’。不足则学，有余则教，故曰‘惟𢽾学半’。《记》曰‘教学相长’，此𢽾学半之谓也。始于学，终于教，学不可已也，故曰‘念终始典于学’。积善在身，犹日长加益，而人不知，故曰‘厥德修罔觉’。汤之于伊尹，学焉而后臣之，故不劳而王。然则高宗之务学，可不以成汤伊尹之事为监乎？则说当‘式克钦承’，以辅王之学。非特克式钦承也，又‘旁招俊乂，列于庶位’，以成交修之志焉。高宗于是乎知识，所以教而更命之。所以更命之者，先正保衡，俾厥后惟尧舜，悯一夫之不获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。又其效至于‘佑我烈祖，格于皇天’，则今安得有愧？于是乎‘罔俾阿衡专美有商’，‘克绍乃辟于先王，永绥民’，则非特说无愧于阿衡，我亦无愧于先王矣。是乃说所以教而欲成之之意也。故曰‘敢对扬天子之休命’。窃尝论之，事不可以不师古；苟师古，不可以不务学；苟务学，不可以不隆师。古之贤君所以能大过人者，无逾于此三言者矣。且君之于臣也，岂特臣之而已哉？有不得而臣者则友之。费惠公曰：‘吾于颜般则友之矣。王顺、长息则事吾者也。’有不可得而友之者则事之。子思曰：‘古之人曰事之云乎，岂曰友之云乎？’曰，事者师焉而已矣。《经》曰：‘能自得师者王，谓人莫己若者亡。’传曰：‘其君贤君，而有师者王；其君中君，而有师者霸。’然则固不可以无师也。黄帝学于务成，禹学于西王国，汤学于伊尹，文王学于畴子斯，武王学于郭叔，周威公学于宁越，齐小白学于管仲，魏文侯学于子夏，晋献公学于祖朝，燕昭王学于孙膑。何必高宗，古之人皆然，至于功德有远近，成就有大小，所学有贤不贤，则系乎人而已。然则固不可不学也。尝观尧舜之为君，禹、臯陶之为臣，都俞吁咈，共济于一堂之上，宜必有甚高难行之法度，不可逮及之谋谟，更新一时，焜燿来世。不然，何以得圣君贤臣之名于霄壤间哉！及考《书》之所载，不称其能作古，而称其能稽古，曰‘若稽古帝尧’，曰‘若稽古帝舜’，曰‘若稽古大禹’，曰‘若稽古皋陶’。君臣之间，皆称稽古焉，然后知虽圣帝贤臣，未有不本于师古。所谓学者学此也，所谓教者教此者也。《诗》曰：‘不愆不忘，率由旧章。’《书》曰：‘无作聪明乱旧章。’然则事不可不师古明矣。由得师以务学，由务学以师古，以至于建立无愧乎先王，此高宗之所以为贤君者也。孟子曰：‘天有为之君，必有所不召之臣，欲有谋焉则就之，其尊德乐道，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。’呜呼，所谓大有为之君，盖不世出。然而无是君则已，苟有是君，未有无其臣焉，此殆若符契之合，故曰‘必有所不召之臣’。高宗即位之初，精诚感格，梦赉良弼，得说于傅岩，置说于左右，以版筑之贱位冢宰，以人臣之卑处师道，君任之而不疑，臣居之而无畏。此非有神契默会，恶能臻于是哉？文王之得臧丈人，高宗之得傅说，原其遇合，盖有异于人矣。宜其相得之深，无所疑畏焉。然说之始对高宗曰‘畴敢不祗若王之休命’者，彼以臣之事责我也；卒曰‘敢对扬天子之休命’者，彼以师道望我也。谓之对扬，则若与为敌焉。有道之士，处辞受之间，无可苟也。且当其任不辞其责，有是实不辞其名。孟子之于齐王，且将以师道自居也，而况有高宗之君乎？汤之于伊尹，学焉而后臣，高宗之于说，臣焉而后学，其事虽殊，然其成功一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