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唐书》：文宗虽自力机政，然骤信轻改，摇于浮论，韦处厚尝独对曰：‘陛下不以臣不肖，使待罪宰相，凡所奏可，中辄变易。言不见纳，宜先罢。’即趋下顿首。帝矍然曰：‘何至是？卿之忠力，朕自知之。’复召问所欲言，乃对近君子远小人，始可为治，谆复数百言；又言裴度忠，可久任，帝嘉纳之。臣闻管仲告齐侯害霸者，曰：‘不能知人，害霸也；知而不能用，害霸也；用而不能任，害霸也；任而不能信，害霸也；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，害霸也。’然则人主既知其人之贤而用之矣，必也任之不贰，而信之不疑，乃能尽其才智，而要其成功。苟或小人得参于其间，而横议入焉，则信者将疑，任者将贰，向所谓贤者遂将疏斥不用，而事无成功，又将因人以改为。此昔为通患也。文宗区区有求治之意，如裴度之勋德，韦处厚之忠贤，皆能知而用之；然而临政之际，骤信轻改，摇于浮论，凡所奏可，中辄变易。岂惟二人不能成功，虽使周、召复起，而其不信如此，亦不可与为治矣。是以处厚以近君子远小人谆复为帝言之，诚知害本在此，而不在他耳。奈何文宗断不足，求治大遽，终以轻听妄信，无所操执，遂使牛李迭为用舍，而朋党势成，缙绅蒙祸，训、注阴相图事，而京师喋血，几至亡国。开成而后，郑覃、陈夷行与杨嗣复、李珏辈先后同进，日争口语，哄然于前，而正道卒不得伸。良由君子小人之间无以辨察，故其为患，莫之能救也，可胜叹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