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下未尝无非常之变也。然有国有家者，或因变以成功，岂非在其君臣相得之际哉？小白遭无知之变，而管仲相齐以霸诸侯；勾践脱会稽之难，而范蠡佐越以灭吴。昭王承之哙之乱，而乐毅佐燕以报齐。是皆倾扰困蹙之余，自他人观之，疑若儳然不可以终日。而三君子之为其君谋也，仅若寓物邻家而明日取之，无不如志。观其谋国应变之方，虽不可以毛举，然莫不有一定之计，君臣相与，固守而力行之。盖夷吾之霸齐，是制国寓军之法而已；蠡之图吴，是骄敌以待变而已；毅之报齐，是求诸侯之援而已。夫谋其国与谋人之国，苟无屹然不变之计，而依违俛仰，以侥幸于仓卒之间，亦见其疏也。国家承平，垂二百年，比缘奸人擅朝，腐夫弄兵，驯致戎夷内侮之祸，寔有宋臣子万世必报之雠。恭惟圣天子忧劳侧席，日延外廷之议，其深谋至虑，不得而知也。敢问诸君，亦有一定之计，当固守力行而不变，如古人之为其君谋者乎？夫考古以施今，非谓其已陈之迹。意其图回内外，本末缓急之序，当有可言者。有司愿与闻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