圣人之所垂法于后世者，书也；后世之所取法于圣人者，亦书也。圣人忧后世也深，故书之为说也详；后世信圣人也笃，故书之为教明。昔吾夫子以将圣之道不用于时，乃述六艺，包罗天地，总括万类，若小若大，罔有不该。凡道有所难知，事有所可疑，必明辨昭晰，处其至当。使天下得吾说而求之，虽数千百岁之后，犹有可考正焉，而后世之人亦能慕其道而归尊之。将有为也，将有行也，必循之以为行，据之以为辞，以求合乎大中至正之道。然则，夫子之述六艺，所以断天下之疑；而后世之言六艺者，盖将求夫子之所谓至当者而已矣。太史公赞夫子曰：‘自天子王侯，中国言六艺者，折中于夫子。’请因其意而申言之。夫子生于三代之盛时，六艺其果作乎？曰：夫子不生于衰世，六艺决不作也。何以言之？三代盛时，法度彰，礼乐著，风俗醇一，教化宣明，上之朝廷所设施，下之闺门之所渐染，莫非六艺之所载也。当是时，家识君臣父子之经，人知善恶邪正之辨，大道之行，昭若日月。则《诗》不必删，《书》不必序，《易》不必系，《礼》《乐》不必修定，《春秋》不必笔削可也。周室既衰，王道残缺，至于幽厉之后，《小雅》尽废，《板荡》之诗作，天下日入于乱。君焉不知其所以为君，臣焉不知其所以为臣，为人父者不知其所以为父，为人子者不知其所以为子。虽有好善之心，而不知善之为善，以陷于恶。虽有守正之意，而不知正之为正，以入于邪，纷纷焉以之取正也。六艺不作，天下何所折中乎？夫子忧之，于是序《书》则断《尧典》，论《诗》则首《周南》，法舜之舞，缀周之礼，因鲁史而修《春秋》，述《易》道而作十翼。其术道德仁义，其法礼乐刑政，其人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。自天子至于庶人，其修身、齐家、正国、治天下之道，粲焉大备。为人君者于是而习焉，则得其为君之义；为人臣者于是而习焉，则得其所以为臣之义；父焉而得其所以为父，子焉而得其所以为子。如是而为善，如是而为恶，善恶有所考焉；如是而为正，如是而为邪，邪正有所考焉。如方圆之有规矩也，如曲直之有绳墨也，如轻重之有权衡也。别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犹豫，使天下之人操之以为验，稽之以为决，皆得以处其至当。则圣人之所以垂法于后世，后世之所以取法于圣人者，尽在是矣。传曰：‘为人君父而不知《春秋》，必蒙首恶之名；为人臣子而不知《春秋》，必陷诛死之罪。’六经之道，其用皆同，而《春秋》特其切于事者耳。夫不通六艺之义，至于君不君、臣不臣、父不父、子不子，其实皆以为善，然为之不知其义，无以考正其是非，而遂陷于天下之大恶。此圣人之忧后世所以不得不深，而后世之信圣人所以不得不笃欤。故史迁上叙天子，下举王侯，大及于中国之人，以折中六艺之功归于夫子。其意以谓中国所以有君臣、上下之分，各得其当而不乱者，以有夫子为之折中也。韩子有言：‘如古之无圣人，人之类灭久矣。虽求为狉獉之俗且不可得，况中国乎？’今夫《易》载天地阴阳之变、刚柔动静之材者也，夫子不系《易》，吉凶之应何从而折中乎？《诗》述治乱得失，达于喜怒而形于咏歌者也，夫子不删《诗》，美刺之义何从而折中乎？《书》纪帝王之言动，夫子不序《书》，古今之变何从而折中乎？《春秋》正贤不肖之褒贬，夫子不修《春秋》，善恶之辨何从而折中乎？夫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始于伏羲之画卦，终于鲁史之获麟，其来尚矣。一经孔子之手，其书遂定，以与天下后世为仁义之指南，道德之蓍龟，何其盛也。至于礼也、乐也，秦火之后，孔子之书遂亡，故礼乐之论至今纷然无所定，则六艺之折中于夫子从可知矣。传曰：‘圣人之辞可为也，使人信之，不可为也。’呜呼！此夫子之所以为圣人欤。虽然，六艺所述大中至正之道也，炳而易见，要而易守，故后世得以折中焉。其后《书》分为二，《诗》分为四，《春秋》分为五，《易》有数家之传，夫子之意益以不明，天下始惑于趣舍之方，而不知其所适从。故王通愤之，以为‘九师兴而《易》道微，三《传》作而《春秋》散，《诗》失于齐鲁，《书》残于古今’，其论是矣。然通不能即夫子之书以求其至当，而更自为续经，曾不知天下之所以尊六艺者，以折中于夫子也，而通乃自为之，天下其肯归于正乎？扬雄以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为书，肆好说而不见诸仲尼为说钤，请以是为通辈折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