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史者记人之言，必有以文之，后人感其文而因以失其实者有矣，萧何未央之事是已。传称何修未央宫，上见其壮丽，甚怒，谓何曰：‘天下匈匈，劳苦数岁，成败未可知，是何治宫室过度也？’何曰：‘天下方未定，故可因以就宫室。且天子以四海为家，非壮丽无以重威，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。’议者非之，以何为不知所务。呜呼！如何之贤，岂导其君于侈靡，益后嗣以宫室者哉！以谓帝室皇居，所以观示万国，今虽草创，后必有所增加，与其侈于子孙，不若高帝之自为也。是时民出于战国秦项之后，习于劳苦之余，用之虽勤，无所归怨。若天下已定，人皆自宁，不可以复动矣。且民尝睹阿房离宫，穷极奢丽，则未央之制虽稍过度，未必以为侈也。若宫室既备，人知苟美之可安，则不可以复营矣，故萧何于此稍加壮丽，使子孙数十百年之内无所增益，以休息斯民。若宫室卑陋，不足以隆上国之观，高帝居之何所不可？易世之后，奸臣有以发其口，少主得以启其心，土木一兴，其祸有不可胜言者，所以高帝闻何之言而说也，故曰‘无令后世有以加’也。史称文帝在位，宫室苑囿无所增加。虽帝恭俭出于天资，然其不作灵台，必曰‘朕奉先帝宫室，常恐羞之，何以台为’，则未必不以高帝所营固已壮丽，不必有所加也。由是言之，惠、吕、文、景四世百年，天下承平，而无宫室之役者，岂非萧何之虑乎？及武帝之世，何之所营弊矣，于是大兴土木，天下为之骚动。然汉之基业已固，故役虽苦而民不摇。向使武帝之役起于惠、吕、文、景之间，则天下几何而不乱哉？议者以武帝之侈为萧何启之，而不知惠、吕、文、景之不为者，未必非萧何之力也。传称何买田宅必于穷僻处，为家不治垣屋，曰：‘后世贤，师吾俭；不贤，无为势家所夺。’何之治家为国，预为后世计大率如此，岂其俭于家而侈于国乎？岂治家则欲子孙师其俭，为国则以壮丽胜子孙乎？此必不然者，况崇大宫室以为淫侈之观，使后世无以加，庸人皆知其不可，而高帝闻之，何所悟而说也？然则观史者能不以文害辞，则庶几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