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之有史，其来尚矣，所以善善恶恶，为万世法戒，其不足为法戒者未尝书也。故鲁僖公修泮宫，仲尼作《春秋》不载，而见之于《诗》，笔削谨严盖可见矣。至左氏、太史公、范蔚宗之流，虽刻画文字，光采溢人耳目，而书事之法骎骎流荡，已乖于前人焉。狐突登仆，彭生敢见，与夫石言于魏榆，左氏之书也；滑稽立传，而漆城乳媪之论著，太史公之书也；方伎立传，而鼈为府君之说传，范蔚宗之书也。诸如此类，今不暇毛缕，披剥其言，直论大槩，以为书之传后果何为乎，将有补于世教耶？将开迪于来代耶？是亦徒费荆潭之竹，而漫秃南山之兔也。下及晋、宋，以至陈、隋，恢诡十倍于三书，而一草一木之异毕载，秽词亵语，殆不可使父子兄弟同业共习之。为史至于是，与古人书事之意一何异哉！故相司马公受命于朝，聚历代史为《资治通鉴》，删繁去长，一洗千余年之弊词，将以备乙夜之览也。事之存而无所损者不可尽削，故亦不得不详。余家世业儒，贫不能致此书，念之久矣。方将缩衣节食以求之，不幸乱离，官本存否莫能知也，因假于交游，手自抄录。凡事之系兴衰，干教化，大得大失，皆不敢遗；其间资闻见、助谈柄者，或不能尽录。非敢有所铨择也，直以笔力不逮尔。然自三十年来，士于史籍中，记一字之隐僻，摭一语之新奇，藏胸中以为事业，言于众以为伎能者多矣，至于上可资治道，下可修一身者，彼直如视秦人肥瘠然，虽唱之于名世之士，余不暇学也。呜呼！天有四时，发生肃杀不能并行于春夏；地有四岳，东西南北不能俱见于一方。天地尚尔，况人力乎？则余之取其大而遗其细也，来者亦未易加诮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