匹夫自立于乡党之间，将以言行信于人，必慎其举措，谨其修为，然后能有济也。一有穿窬之嫌、窃𫓧之谤，后虽输肝胆、沥肺肠以告于人，人且疑之，安能表表自见于世乎。譬诸吴缣东绢，方其洁素无染，则见者莫不爱玩；及其坠于泥涂，则虽湔涤以西江之水，人亦指之为弃物矣。此天下必然之理也。又况举大号，兴义师，将合天下之力，诛天下之贼者，可不慎所注措哉！刘玄德自以中山靖王之孙而景帝之后也，故崎岖于吴、魏之间，思欲资英雄，仗大义，举兵东指而扫欃枪、诛梼杌，欲汉之宗庙复血食，汉之遗民复有归，其志非不善也，其才非不足也。奈何首攻刘璋而取蜀之土地人民，兴师聚众而与曹氏程才较力以争其后先，则其所以失天下仁人义士之心亦已多矣，宜其卒无所就，而成鼎峙之势也。彼曹氏者所以大得罪于天下，正在反复谲诈，移汉之神器而已；然其始也，犹以安汉为名，扫平盗贼，尊奖王室，假仁义以行其奸，故能有济。玄德未及出一师、下一令，以慰民心、副人望，而取刘璋之恶先布于天下矣，举兵之端反曹操之不如也。后虽仗义东出，彼仁人义士肯信其言以为然乎？不过谓其欲增土地而已。惜哉，玄德以髀肉之复生，恐功名之不就，故仓卒为此，不复长虑却顾，得不太左计乎？既已尔矣，而利兵秣马以治曹操之罪，是何异于五十步而笑百步。此仆所以发匹夫自立于乡党之说也。孟子之称伯夷、伊尹，曰：‘得百里之地而君之，皆能以朝诸侯、有天下。’又曰：‘行一不义，杀一不辜，而得天下，不为。’惟其行一不义、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，故能以百里之褊小，而至于朝诸侯、有天下也。圣人之所为，其初虽若钝而不利，然而有不为也，为必有济。使玄德能知此，则安肯为取刘璋之事乎？惜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