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子作《春秋》之时，盖曰诗亡矣。天下其果无诗乎？《麛裘》之歌，《沧浪》之歌，可不谓之诗哉？夫谓之亡者，非真无诗也，或出于童子，发于里巷，而不衷于礼义，非大雅之士之所为也，何辱观焉？如是而谓之诗亡可也。汉《房中》之章，与夫魏、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、唐之间，盖亦有作者矣。岂孔子之时，皆止于童子委巷之人，士独不能欤？夫士之所为而无以异于童子委巷之人，则恶得谓之诗也？故魏、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、唐之间，其声淫矣，又孰有安乐怨怒哀思之辨也耶？虽然，礼义之泽有盛衰，不幸而衰，亦未有至于尽亡者焉。或有谓夫子没而微言绝，言固微矣。望其传者一二于千百，而谓之绝则不可也。予幼而喜为诗，求诗之尤者，见韩退之于唐独称李、杜。而子美之诗，掩魏晋以来，其殆庶几乎《三百五篇》，无乃所谓望一二于千百者欤？诗之道，噫，其难哉！既壮而求于世，今之世谁不为诗？乃得薛仲经父之诗，于李杜为近，而甚爱之。古之风人不得而见矣，见其近于李杜者。斯去孔子之后，而大雅之风犹在，岂易得焉？或曰：‘子之取于诗不太啬乎？’予则叹曰：孔子之时，诗盖亡矣，予又何啬？仲经父既死，其子纯志婿于予，录其诗并文若干篇，以示予。予于是乎言，使览者知诗之所以亡与可以兴。其果有兴也，仲经父有功于斯文也大矣。虽仕不达而且蚤死，其视区区得志于一时，既老而无以自托于斯文者，如何也？其行义年，予尝志诸其墓，故不著，独著其所得于诗者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