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于其牍，粲然以为华，是以谓之文者，恶睹古圣贤之有作于斯世，焕乎其有文章者哉？《禹之谟》、《臯陶之谟》、《益稷》之篇，伊尹以告太甲，傅说以告高宗者，君子顾不独以文称焉。而巫咸、甘盘、闳夭、泰颠之徒，又无一言以传诸其人，岂其不足于文欤？战国之时始以著书为责，士各大肆于文，高者为虚无，下者为纵横，则凶于其国，害于其徒。而天下后世祖其说益巧，其为虚无者不谓虚无，而曰黄帝吾师也；为纵横者不谓纵横，而亦曰尧舜吾师也。于是有行不顾言，色厉而内荏者焉。盖不可以文论古圣贤人。夫以文论古圣贤人，其犹论妫汭、涂山、有娀、有莘、姜原、任姒以色，则妹喜、妲己、褒姒，亦在可论也。传曰：‘有德者必有言。’吾之尚德，则其于言也兼之矣。郑晁某来守通义，始登洛邵博为刺史时所作起文堂者，堂上有刻铭，谓故翰林学士承旨苏公轼实其郡人，能起三代之文，故云。予不知观苏公之文，止于其粲然书于其牍者耶？诚如是，则国朝斯文之盛岂一苏公而已乎？盍不考诸古圣贤人以论苏公？则欧阳文忠公之所成就者五十策之言，不若王荆公感发于前，而陈扶风切磋于后，粹然始有得于五十策之外，而遂及乎三代。然不果施于用，廼去中国以屋岣嵝而航渤澥，其文之所发，徒以为经奇宏伟，玩于耳目，则其文为可恨也。今之人多喜以文论苏公者，大雅之士斯伤焉。因为推广所刻铭之意，使闻之者有感，而三代之文其果可复起也。乾道年月日郡守晁某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