景德三年敕，庄周立言，理归于冲寞；郭象为注，义造于渊微。自《庄子》之书盛行于晋，而清谈名理莫不以象为称首。其序首曰：‘庄子者，可谓知本也矣。’庄子固为知本，而象所谓本，恐非庄子之本也。南郭子綦隐几而坐，仰天而嘘，嗒焉似丧其耦，颜成子游曰：‘今之隐几非昔之隐几者。’此庄生之妙旨，而象乃曰：‘子游尝见隐几者，而未有若子綦也。’呜呼，谓之知庄子，可乎？自兹以后，无能真知者。惟王荆公之论，苏文忠之记，超乎先儒之表，得庄子之本心。而荆公专以末篇《天下》为言，盖其首论六经之道，既而曰：‘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，古人之大体，百家往而不返，必不合矣。’而后列诸家于后，以老聃为博大真人，又自称其道术。然而皆在百家之科，不敢上与六经比，此实蒙庄语也。太史公先黄老而后六经，《六家要旨》以儒为家，顾安知此乎？余虽服膺二公之言，窃以为前此未有发此秘者。而又自知学力浅短，不敢轻议。嘉定改元，始识西蜀张君于朝行。闻其耽玩此书，且有所著，深藏若虚，似不能言。一日旅进送客而独留之，始敂其说，惠然以其书示余，始得以尽见所蕴，因相与商榷之。其言浩博，未易究陈。大率探庄生之深旨，得二公之遗意。凡世人真以为荒唐谬悠者，皆推引以通乎六经之意。虽未敢以为尽得其说，而与世儒之说不侔矣。方欲时奉从容，以求发明之益，倏然去国，留之不可，欲得一言以为别。余老矣，何能坐进？君方以才名入道山册府，澹然不见其喜。及其去也，亦无几微见于颜面，则其所得所养可知矣。万里相望，余将再挂衣冠，归老田里，无复再见之日。君其勉旃，进进不已，尚可以寄我也。君名兴祖，广汉人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