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朗，字子明，河东解人也。有经济大器，妙极占筭，浮沉乡里，不求宦达。太和末，余五代祖穆公封晋阳尚书，署朗为公府记室。穆公与谈《易》，各相叹服。穆公谓曰：「足下奇才也，不可使天子不识。」入言于孝文帝。帝曰：「张彝、郭祚尝言之，朕以卜筭小道，不之见尔。」穆公曰：「此人道微言深，殆非彝、祚能尽识也。」诏见之。帝问《老》、《易》，朗寄发明元宗，实陈王道，讽帝慈俭为本，饰之以刑政礼乐。帝嘉叹，谓穆公曰：「先生知人矣。昨见子明，管乐之器，岂占筭而已。」穆公再拜对曰：「昔伊尹负鼎于成汤，今子明假占筭以谒陛下，臣主感遇，自有所因，后宜任之。」帝曰：「且与卿就成筮论。」既而频日引见，际暮而出。 会帝有乌丸之役，敕子明随穆公出镇并州，军国大议，驰驿而闻。故穆公易筮，往往如神。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，不平袁粲之死，耻食齐粟，故萧氏受禅，而穆公北奔。即齐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也，时穆公春秋五十二矣，奏事曰：大安四载，微臣始生，盖宋大明二年也。既北游河东，人莫之知，惟卢阳乌深奇之曰：「王佐才也。」太和八年，征为秘书郎，迁给事黄门侍郎，以谓孝文有康世之意，而经制不立，从容闲宴，多所奏议，帝虚心纳之。迁都洛邑，进用王肃，由穆公之潜策也。又荐关子明，帝亦敬服，谓穆公曰：「嘉谋长策，勿虑不行。朕南征还日，当共论道，以究治体。」穆公与朗欣然相贺曰：「千载一时也。」俄帝崩，穆公归洛，逾年而薨，朗遂不仕。 同州府君师之，受《春秋》及《易》，共隐临汾山。景明四年，同州府君服阕援琴，切切然有忧时之思。子明闻之曰：「何声之悲乎？」府君曰：「彦诚悲先君与先生有志不就也。」子明曰：「乐则行之，忧则违之。」府君曰：「彦闻治乱损益，各以数至，苟推其运，百世可知。愿先生以筮一为决之，何如？」子明曰：「占筭幽微，多则有惑，请命蓍卦，以百年为断。」府君曰：「诺。」于是揲蓍布卦。遇之革，舍蓍而叹曰：「当今大运，不过一再传尔，从今甲申二十四岁戊申大乱，而祸始宫掖。有蕃臣秉政，世伏其强，若用之以道，则桓文之举也；如其不道，臣主俱屠地。」府君曰：「其人安出？」朗曰：「参代之墟，有异气焉，若出，其在并之郊乎？」府君曰：「此人不振，苍生何属？」子曰：「当有二雄举而中原分。」府君曰：「各能成乎？」朗曰：「我隙彼动，能无成乎？若无贤人扶之，恐不能成。」府君曰：「请刻其岁。」朗曰：「始于甲寅，卒于庚子，天之数也。」府君曰：「何国先亡？」朗曰：「不载德而用诈权，则旧者先亡也。」府君曰：「其后如何？」朗曰：「辛丑之岁，有恭俭之主，起布衣而并六合。」府君曰：「其东南乎？」朗曰：「必在西北。平大乱者，未可以文治，必须武定。且西北用武之国也，东南之俗，其獘也剽，西北之俗，其兴也勃。又况东南，中国之旧主也，中国之废久矣，天之所废，谁能兴之？」府君曰：「东南之岁可刻乎？」朗曰：「东南运历，不出三百，大圣大贤，不可卒遇，能终其运，所幸多矣。且辛丑明王当兴，定天下者，不出九载。己酉江东其危乎？」府君曰：「明王既兴，其道若何？」朗曰：「设有始有卒，五帝三皇之化复矣；若非其道，则终骄冗，而晚节末路，有桀纣之主出焉，先王之道，坠地久矣。苛化虐政，其穷必酷。故曰：大军之后，必有凶年，大乱之后，必有凶主，理当然也。」府君曰：「先王之道竟亡乎？」朗曰：「何谓亡也？夫明王久旷，必有达者生焉，行其典礼，此三才五常之所系也。孔子曰：『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！』故王道不能亡也。」府君曰：「请推其数。」朗曰：「乾坤之策。阴阳之数，推而行之，不过三百六十六，引而伸之，不过三百八十四，天之道也！噫！朗闻之：先圣与卦象相契，自魏已降，天下无真主。故黄初元年庚子，至今八十四年，更八十二年丙午，百六十六年矣，达者当生。更十八年甲子，其与王者合乎，用之则王道振，不用洙泗之教修矣。」府君曰：「其人安出？」朗曰：「其唐晋之郊乎？昔殷后不王，而仲尼生周；周后不王，则斯人生晋。夫生于周者，周公之余烈也；生于晋者，陶唐之遗风也。天地冥契，其数自然。」府君曰：「厥后何如？」朗曰：「自甲申至甲子，正百年矣，过此未或知也。」府君曰：「先生说卦，皆持二端。」朗曰：「何谓也？」府君曰：「先生每及兴亡之际，必曰用之以道，辅之以贤，未可量也，是非二端乎？朗曰：」夫象生有定数，吉凶有前期，变而能通，故治乱有可易之理。是以君子之于易，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，问之而后行，考之而后举，欲令天下顺时而进，知难而退，此占筭所以见重于先王也。故曰：危者使平，易者使倾；善人少，恶人多；暗主众，明君寡。尧舜继禅，历代不逢；伊周复辟，近古亦绝。非运之不可变也，化之不可行也，道悠世促，求才实难，或有臣而无君，或有君而无臣，故全之者鲜矣。仲尼曰：『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？』此有臣而无君也。章帝曰：『尧作大章，一夔足矣！』此有君而无臣也。是以文武之业，遂沦于仲尼；礼乐之美，不行于章帝。治乱之渐，必有厥由；而兴废之成，终罕所遇。《易》曰：『功业见乎变。』此之谓也，何谓无二端？」府君曰：「周公定鼎于郏鄏，卜世三十，卜年八百，岂亦二端乎？」朗曰：「圣人辅相天地，准绳阴阳，恢皇纲，立人极，修策迥驭，长罗远羁，昭治乱于未然，筭成败于无兆，固有不易之数，不定之期。假使庸主守之，贼臣犯之，终不促已成之期于未衰之运。故曰：周德虽衰，天命未改。圣人知明王贤相，不可必遇，圣谋睿策，有时而弊，故考之典礼，稽之龟策，即人事以申天命，悬历数以示将来，或有已盛而更衰，或有过筭而不及，是故圣人之法，所可贵也。向使明王继及，良佐踵武，则当亿万斯年，与天无极。岂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？过筭余年者，非先王之功，即桓文之力也。天意人事，岂徒然哉？」府君曰：「龟策不出圣谋乎？」朗曰：「圣谋定将来之基，龟策告未来之事，递相表里，安有异同？」府君曰：「大哉人谋！」朗曰：「人谋所以安天下也。夫天下大器也，置之安地则安，置之危地则危。是以路平安车，狂夫审乎难覆，乘奔驭朽，童子知其必危。岂有周礼既行，历数不延乎八百；泰法既立，宗祧能逾乎二世？噫，天命人事，其同归乎！」府君曰：「先生所刻治乱兴废，果何道也？」朗曰：「文质递用，势运相乘。」稽损益以验其时，百代无隐；考龟策而研其虑，千载可知。未之思欤。夫何远之有？府君蹶然惊起，因书策而藏之，退而学《易》。盖王氏易道，宗于朗焉。 其后宣武正始元年，岁次甲申，至孝文永安元年二十四岁戊申，而胡后作乱，尔朱荣起并州，君臣相残，继踵屠地。及周齐分霸，卒并于西，始于甲寅，终于庚子，皆如其言，明年辛丑岁，隋高祖受禅，果以恭俭定天下。开皇元年，安康献公老于家，谓铜川府君曰：「关生殆圣矣，其言未来，若合符契。」开皇四年，铜川夫人经山梁履巨石而有娠，既而生文中子，先丙午之期者二载尔。献公筮之曰：「此子当之矣。」开皇六年丙午，文中子知书矣，厥声载路。九年己酉，江东平，高祖之政始怠。仁寿四年甲子，文中子谒见高祖，而道不行。大业之政，甚于桀纣，于是文中子曰：「不可以有为矣！」遂居汾阳，续诗书，论礼乐。江都失守，文中子寝疾，叹曰：「天将启尧舜之运，而吾不遇焉，呜乎！此关先生所言皆验也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