夫国家之制赋税也，必先导以厚生之业，而后取其什一焉。其所取也，量人之力，任土之宜，非力之所出则不征，非土之所有则不贡，谓之通法，历代常行。大凡生于天地之间，而五材之用为急。五材者，金木水火土也。水火不资于作为，金木自产于山泽，唯土爰播植，非力不成，衣食之源，皆出于此。故可以勉人功定赋入者，惟布麻缯纩与百谷焉。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，而人之交易难准，又立货泉之法，以节轻重之宜，敛散弛张，必由于是。盖御财之大柄，为国之利权，守之在官，不以任下。然则谷帛者，人之所为也；钱货者，官之所为也。人之所为者，故租税取焉；官之所为者，故赋敛舍焉。此又事理著明者也，是以国朝著令，稽古作程，所取于人，不逾其分。租出谷，庸出绢，调杂出缯纩布麻，非此族也，不在赋法。列圣遗典，粲然可征，曷常有禁人铸钱，而以钱为赋者也。今之两税，独异旧章，违任土之通方，效算缗，之末法，不稽事理，不揆人功，但估资产为差，便以钱谷定税，临时折征杂物，每岁色目颇殊。唯计求得之利宜，靡论供，办之难易，所征非所业，所业非所征。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，减价以卖其所有，一增一减，耗损已多。且百姓所营，唯在耕织，人力之作为有限，物价之贵贱无恒。而乃定税计钱，折钱纳物，是将有限之产，以奉无恒之输。纳物贱则供税之所出渐多，多则人力不给；纳物贵则收税之所入渐少，少则国用不充。公私二途，常不兼济，以此为法，未之前闻。往者初定两税之时，百姓纳绢一匹，折钱三千二百百文，大率万钱，为绢三匹。价计稍贵，数则不多。及乎颁给军装，计数而不计价，此所谓税入少而国用不充者也。近者百姓纳绢一匹，折钱一千五六百文，大率万钱，为绢六匹。价既转贱，数则渐加，向之蚕织不殊，而所输尚欲过倍，此所谓供税多而人力不给者也。今欲不甚改法，而精救灾害者，在乎约循典制，而以时变损益之。臣谓宜令所司，勘会诸州府初纳两税年绢布定估比类当今时价，加贱减贵，酌取其中，总计合税之钱，折为布帛之数，仍依庸调旧制，各随乡土所宜。某州某年定出税布若干端，某州某年定出税绢若干匹，其有𫄟绵杂货，亦随所出定名，勿更计钱，以为税数。如此，则土有常制，人有常输，众皆知上令之不迁，于是一其心而专其业。应出布麻者，则务于纺绩；供绵绢者，则事于蚕桑。日作月营，自然便习，各修家技，绵足供官。无求人假手之劳，无贱鬻贵买之费，无暴征急办之弊，无易常改作之烦。物甚贱而人之所出不加，物其贵而官之所入不减，是以家给而国足，事均而法行，此直稍循令典之旧规，固非创制之可疑者也。然蚩蚩之俗，罕究事情，好骋异端，妄行沮议。 臣请假为问答，以备讨论，陛下诚有意乎怜湣苍生，将务救恤，但垂听览，必有可行。议者若曰：「每岁经费所资，大抵皆纳钱数，若令以布帛为额，是命支计无凭。」答曰：「国初约法已来，常赋率由布帛输，二甲子制用不愆，何独当今则难支计。且经费之大，其流有三：军食一也，军衣二也，内外官月俸及诸色资课三也。军衣固在于布帛，军食又限于地租其计钱为数者，独月俸资课而已。制禄唯不计钱，故三代以食人众寡为差，两汉以石数多少为秩。盖以钱者官府之权货，禄者吏属之常资，以常徇权，则丰约之度不得恒于家；以权为常，则轻重之柄不得专于国。故先王制禄以食，而平货以钱，然后国有权而家有节矣。况今馈饷方广，仓储未丰，尽复古规，或虑不足。若但据群官月俸之等，随百役资课之差，各依钱数少多，折为布帛定数，某官月给俸绢若干匹，某役月给资布若干端。所给色目精粗，有司明立条例，便为恒制，更不计钱。物甚贱而官之所给不加，物甚贵而私之所禀不减，官私有准，何利如之。生人大端，衣食为切，有职田以供食，有俸绢以供衣，从事之家，固足自给，以兹制事，谁曰不然。夫然，则国之用财，多是布帛，定以为赋，复何所伤。」议者曰：「吏禄军装，虽颁布粟，至于以时敛籴，用权物价重轻，是必须钱，于何取给？」答曰：「古之圣人，所以取山泽之蕴材，作泉布之宝货，国专其利，而不与人共之者，盖为此也。物贱由乎钱少，少则重，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；物贵由乎钱多，多则轻，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。是乃物之贵贱，系于钱之多少；钱之多少，在于官之盈缩。官失其守，反求于人，人不得铸钱，而限令供税，是使贫者破产，而假资于富有之室，富者蓄货，而窃行于轻重之权。下困齐人，上亏利柄，今之所病，谅在于斯。诚宜广即山殖货之功，峻用铜为器之禁，苟制持得所，则钱不乏矣。有粜盐以入其直，有榷酒以纳其资，苟消息合宜，则钱可收矣。钱可收，固可以敛轻为重；钱不乏，固可以散重为轻。弛张在官，何所不可，虑无所给，是未知方。」议者若曰：「自定两税以来，恒使计钱纳物，物价渐贱，所纳渐多，出给之时，又增虚估广求羡利，以赡库钱。岁计月支，犹患不足，今若定供布帛，出纳以平，军国之资，无乃有阙？」答曰：「自天宝以后，师旅数起，法度消亡。肃宗拨滔天之灾，而急于功赏；先帝迈含垢之德，而缓于纠绳。由是用颇殷繁，俗亦靡弊，公赋巳重，别献继兴；别献既行，私赂竞长。诛求刻剥，日长月滋，积累以至于大历之间，所谓取之极甚者也。今既总收极甚之数，定为两税矣；所定别献之类，复在数外矣；间缘军用不给，巳尝加征矣；近属折纳价钱，则又多获矣。比于大历极甚之数，殆将再益其倍焉。复幸年谷屡丰，兵车少息，而用常不足，其故何哉？盖以事逐情生，费从事广，物有剂而用无节，夫安得不乏乎！苟能黜其情，约其用，非但可以布帛为税，虽更减其税亦可也；苟务逞其情，侈其用，非但行今重税之不足，虽更加其税亦不足也。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数，人力之成物有大限，取之有度，用之有节，则常足；取之无度，用之无节，则常不足。生物之丰败由天，用物之多少由人，是以圣王立程，量入为出，虽遇灾难，下无困穷。理化既衰，则乃反是，量出为入，不恤所无。故鲁哀公问，年饥，用不足，如之何？有若对以盍彻。桀用天下而不足，汤用七十里而有余，是乃用之盈虚，在节与不节耳。不节则虽盈必竭，能节则虽虚必盈。卫文公承灭国之余，建新徙之业，革车不过三十乘，岂不甚殆哉！而能衣大布，冠大帛，约巳率下，通商务农，卒以富强，见称载籍。汉文帝接秦项积久伤夷之弊，继高吕革创多事之时，家国虚残，日不暇给，而能恭俭节用，静事息人。服弋绨，履革舄，却骏马而不御，罢露台而不修，屡赐田租以厚烝庶，遂使户口蕃息，百物阜殷。乃至乡曲宴游，乘牝牸者不得赴会；子孙生长，或有积数十岁不识市廛；御府之钱，贯朽而不可校；太仓之粟，红腐而不可食。国富于上，人安于下，生享遐福，没垂令名，人到于今称其仁贤，可谓盛矣。太宗文皇帝收合板荡，再造寰区，武德年中，革车屡动，继以灾歉，人多流离。贞观之初，荐属霜旱，自关辅绵及三河之地，米价腾贵，斗易一缣，道路之间，馁殍相藉。太宗敦行俭约，抚养困穷，视人如伤，劳徕不倦。百姓有鬻男女者，出御府金帛，赎还其家。严禁贪残，慎节徭赋，弛不急之用，省无事之官，黜损乘舆，斥出宫女。太宗尝有气疾，百官以大内卑湿，请营一阁以居，尚惮烦劳，竟不之许。是以至诚上感，淳化下敷，四方大和，百谷连稔。贞观八年以后，米斗至四五钱，俗阜休行，人知义让，行旅万里，或不赍粮。故人到于今，谈帝王之盛，则必先太宗之圣功；论理道之崇，则必慕贞观之故事。此三君者，其经始岂不艰窘哉？皆以啬用爱人，竟获丰福，是所谓能节虽虚必盈之效也。秦始皇据崤函之固，藉雄富之业，专力农战，广收材豪，故能芟灭暴强，宰制天下。功成志满，自谓有泰山之安，贪欲炽然，以为六合莫予违也。于是发闾左之戍，征太半之赋，进谏者谓之宣谤，恤隐者谓之收恩，故征发未终，而宗社已泯。汉武帝遇时运理平之会，承文景勤俭之积，内广兴作，外张甲兵，侈汰无穷，遂致殚竭。大搜财货，算及舟车，远近骚然，几至颠覆。赖武帝英姿大度，付任以能，纳谏无疑，改过不吝，下哀痛之诏，罢征伐之劳，封丞相为富民侯，以示休息，邦本摇而复定，帝祚危而再安。隋氏因周室平齐之资，府库充实，开皇之际，理尚清廉，是时公私丰饶，议者以比汉之文景。炀帝嗣位，肆行骄奢，竭耗生灵，不知止息，海内怨叛，以至于亡。此三君者，其所凭借，岂不丰厚哉！此皆以纵欲残人，竟致蹙丧，是所谓不节则虽盈必竭之效也。秦隋不悟而遂灭，汉武中悔而获存，乃知惩与不惩、觉与不觉，其于得失相远，复有存灭之殊，安可不思，安可不惧。今人穷日甚，国用岁加，不时节量，其势必蹙，而议者但忧财利之不足，罔虑安危之不持。若然者，则太宗汉文之德曷见称？秦皇隋炀之败靡足戒，唯欲是逞，复何规哉。幸属休明，将期致理，急聚敛而忽于勤恤，固非圣代之所宜言也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