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子既没，千古之下，驾邪怪之说，肆奇险之行，侵轶我圣人之道者众矣，而杨、墨为之魁，故其罪剧。孔子既没，千古之下，攘邪怪之说，夷奇险之行，夹辅我圣人之道者多矣，而孟子为之首，故其功巨。昔者二竖去孔子之世未百年也，以无君无父之教，行乎天下，天下惑而归之。嗟乎，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，邦国之大经也，人伦之大本也，不可斯须去矣，而彼皆无之。是驱天下之民，舍中国之夷狄也，祸孰甚焉，非孟子莫能救之。故孟子慨然奋起，大陈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之法，驱除之以绝其后，拔天下之民于夷狄之中，而复置之中国，俾我圣人之道炳焉不坠。故扬子云有言曰：‘古者杨、墨塞路，孟子辞而辟之，廓如也。’韩退之有言曰：‘孟子之功，予以谓不在禹下。’然子云述孟子之功，不若退之之言深且至也。何哉？洚水横流，大禹不作，则天下之民鱼鼈矣；杨、墨暴行，孟子不作，则天下之民禽兽矣。谓诸此也。景祐丁丑岁夕，拜龙图孔公为东鲁之二年也。公，圣人之后，以恢张大教、兴复斯文为己任，常谓：‘诸儒之有大功于圣人门者，无先于孟子。孟子力平二竖之祸，而不得血食于后，兹其阙也甚矣。《祭法》曰：“能御大菑则祀之，能捍大患则祀之。”孟子可谓能御大菑、能捍大患者也。且邹昔为孟子之里，今为所治之属邑，吾当访其墓而表之，新其祠而祀之，以旌其烈。’于是符下，俾其官吏博求之，果於邑之东北三十里，有山曰‘四基’，四基之阳得其墓焉。遂命去其榛莽，肇其堂宇，以公孙、万章之徒配。越明年春，庙成，俾泰山孙复铭而志之。复学孔而晞孟者也，世有踏邪怪奇险之迹者，常思嗣而攻之。况承公命而志其庙，又何敢让？嘻，子云能述孟子之功而不能尽之，退之能尽之而不能祀之，惟公既能尽之，又能祀之，不其美哉！故直笔以书。景祐五年岁次戊寅三月日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