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伏覩近降敕命，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蒋堂为奏举前保州通判、秘书丞石待举不当，罚铜四十斤，放。按石待举残虐屯兵，刻削廪食，群凶相扇，固守城壁，杀害民吏，几成大患。原其情状，免死犹未塞责，而保任之者，止从轻典，窃恐不足以诫其滥举也。缘河朔三路，军民财赋，事务繁剧，长吏僚佐，尤在得人。所以申命近臣，同罪保举，盖国家慎重选擢，如是之至也。而论荐之人，不能体认朝廷求实才，备急用之意，但缘其雅素，或暱于爱私，或追于势要，或通于贿赂，势不得已，因而举之，又何暇论材器，较治行之详悉哉！致一旦用之，为国生事，不可不深虑也。臣欲乞今后应河北、陕西、河东知州军、通判、兵马都监已下，依旧令两制以上臣僚，举曾历三路差遣，谙悉边事京朝官及武职等，委是精当，方得以次选用。如擢用后稍不如举状，并乞同坐，重行朝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