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玉宝于时，以其能为朝廷车服旌旃之饰，宗庙荐享圭币之用，次为利兵，以御暴寇，又为钟磬，以备郊祀。彼珠犀翠羽水精之属，非帝王人臣动用可资取者。今人得之，无不秘畜以自爱异，其用止于妇人缨緌，谲怪邪媚所服焉。学者不穷尧舜文武周孔之法言，但抉摘百家诸子巧谲纵横之言，以资辩利而争霸其说，则何异弃朝廷车服之饰，郊庙钟磬之用，而专取谲怪邪媚缨緌之佩服乎？大抵圣人之旨，尽在乎经，学者不当舍经而求百家之说。道德淳正，莫过乎周孔，学者不当叛周孔以从杨、墨。自古圣人立教化之大者，则曰孔子；传其道，则曰颜渊，潜心乎仲尼矣。后世又明孔子之教者孟轲，称‘生民以来，未有如孔子者焉’。广轲之道则扬雄，亦云：‘由尧舜文王为正道，杨墨塞路，孟轲辞而辟诸，廓如也。’嗣雄之旨，则曰王通，通曰：‘大哉，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、夫夫、妇妇，夫子之力也！夫子其与太极合德、神道并行乎！’如通之学者，则曰韩愈，愈尊夫子道，以为迨禹弗及。于是斥释氏，续颓纲，俾忠恕之道，焕然复如日月之明，民到于今赖之。呜呼，愈死，未有卓然明其学、显其道者。乃刻词于石，立乎夫子之庭，以警学者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