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易》之为书，该括万有，而一言以蔽之，则顺性命之理而已。阴阳之有消长，刚柔之有进退，仁义之有隆污，三极之道，皆原于一而会于理。其所遭者时也，其所托者义也，其所致者用也，知斯三者而天下之理得矣。斯理也，仰则著于天文，俯则形于地理，中则隐于人心。而民之迷日久，不能以自得也，冥行于利害之域而莫知所向，圣人有忧之，此《易》之所为作也。伏羲象之而八卦成，文王重之而六爻具，周公系之辞，仲尼训其义。自伏羲至仲尼，则《易》之书不遗余旨矣。盖将领天下于中正之涂，而要于时措之宜也。居则观象而玩辞，动则观变而玩占，以研心则虑精，以应物则事举。天且助之，人且与之，则何凶咎之有？故曰‘是兴神物，以前民用’，又曰‘因贰以济民行’，此四君子之用心也。孙公莘老少而好《易》，常以是行己，亦以是立朝，或进或退，或语或默，或从或违，皆占于《易》而后行也。晚而成书，辞约而旨明，义直而事核，又将与学者共之，盖亦先圣之所期，岂徒为章句以自名家而已。此先生传《易》之意也，学者宜以是观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