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人臣之功罪，不论则不明；朝廷之威罚，不断则不行。陛下临御以来，于群臣之功罪论之明矣，然于有罪之人未行诛罚者，所以顺太母之慈，而成坤德之静也。今躬揽之初，当示威断，雷霆之击，宜自近始。臣伏见左仆射章惇，罪恶显著，久稽天讨。方哲宗大渐之时，太母定策之际，惇为宰相，首发异议，一语乖倒，寻合诛殛。陛下以天地之量，置其言于度外，勉加优礼，如待功臣，容德之大，古无有也。按惇独宰政柄，首尾七年，随其喜怒，恣作威福。助尊私史，则至于薄神考；矜伐己功，则至于累宣仁。乐于用兵，大开边隙。陕西之民愁矣，而进筑不已；内府之财竭矣，而辇运不休。忘祖宗积累之艰，轻朝廷根本之地。谓人之怨怒为当尔，谓天之谴戒为偶然。斥公论为流俗，以献忠为诽谤。杀张天悦之徒以箝众口，广邹浩之狱以绝言路。天下震骇，人多自危。赖宗庙之灵，不廷不虞之变幸未发耳。哲宗一于委任，何负于惇，惇负哲宗，乃至于此！虽阴谋密计，发于蔡卞，而力行果断，惇实主之。用《春秋》诛意之法，则罪卞可也；任扶危持颠之责，则非惇而谁？然则卞为谋主，惇乃罪魁，歼厥渠魁，理不可赦。今惇仰恃容贷，谋脱身祸，自谓前日之事，皆禀命于哲宗，职当奉行，非惇罪也。呜呼，罪不在惇，其在谁乎？忍为此言，重可伤叹。孔子曰：‘善则称君，过则称己，则民作忠。’前日之事，献可替否，假有不售，忠臣之义犹当归过于己。又况哲宗本意，不为已甚，故惇之所谋，多不见从。臣请以二事验之，可以考其余矣。乃者宣训之说、究治之事，喧播中外，上干宣仁，高氏一门，几不获免。主张保全，力沮其说者，以哲宗本意不为已甚故也。元祐大臣初议诛灭，及其流窜，尚欲勦除，然而臣下之意竟不得行，梅岭以南犹有全活而北归者，以哲宗本意不为已甚故也。今事出哲宗者，则托于密赞，而掠为己功；己之所行，则托于禀命，而归之先烈。所可痛心，孰大于是！汉之匡衡事成帝为丞相，石显用事，不能正救，乃于成帝既没之后，论显不忠之罪，扬著成帝之失。王尊劾衡，以为卑君尊臣，非所宜言。天下后世，以尊为是。又哀帝之初，臣下谤议多及成帝，独议郎耿育以谓：‘事不当时固争，防祸于未然，各随指阿从，以求容媚；晏驾之后，尊号已定，万事已讫，乃追采不及之事，讦扬幽昧之过，此臣所深痛也。’今惇于往事，每有匡衡归过之心，而献言之人，未闻耿育深痛之议，其何以称陛下钦承继述之意乎？臣每因奏事，屡奉德音，陛下语及哲宗，则圣颜惨动。感戚之意，形于挽章。笃于天伦，实出圣性。厚天下之俗，正赖乎此。然而惇犹充位，威断未行，故靡薄之风尚未消沮，而仁厚之化所以未孚于天下也。宗庙之轻重，主威之强弱，皆系陛下所以处惇者如何而已，安危之机，不可不虑。且陛下初去蔡卞，为其薄神考也；次责邢恕，为其累宣仁也。惇负哲宗，其恶尤大。今若正此之罪，则君道永正，母道永尊，而继述之义永无愆矣。伏望陛下躬揽之初，先正惇罪。虽用祖宗之意不杀大臣，而流窜之刑亦有近例。惟速示威断，以协公议，天下幸甚。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一八一。又见《通鉴长编纪事本末》卷一二零，《宋宰辅编年录》卷一一。此篇《历代名臣奏议》亦作任伯雨奏，今据《长编纪事本末》、《宋宰辅编年录》属陈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