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至书》者，言乎理之至极者也。天下之理中而已，人之学亦‘允执厥中’而已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相授，孔、颜、曾、孟之相传，历数千百年而其书若出于一者，天之降衷，民之受中，理无二本，言无二致也。然而理有体有用，静而无所偏倚者体也，动而无过不及者用也。体则虚明而无一善之不备，用则该贯而无一事之不周。圣人相承，其发明有如此。或有议论详略之不同，称述名义之不一，若夫根源之发，旨趣之归，所以相与讲明乎此理者则固同一体也。三代之前，上之所以为教，下之所以为学，小而从事于洒扫应对进退之节，礼乐射御书数之文，若夫司徒之职，典乐之官，不过使之由夫日用之常而已。夫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，而精微之论不过数语。当是时也，人心正，风俗淳，本源不差，故士亦积学而造于自得。自孔、孟既没，圣人之道不传，学者专记诵之文，溺词章之技，博而寡要，劳而无功，于是异端邪说，得以乘间投隙，谈道德，论心性，舍实取虚，弃有语无。盖邪说易以惑人，是以天下靡然景从，其信之与之者固入于佛老，其疑之攻之者亦入于佛老，天下林林总总，以至于今，天理民彝，几何其不至于沦丧也哉！嗟夫！人惟无得乎此也，是以有慕乎彼。切念古先圣贤之书，所以提挈纲维，阐究精微，非不明著其是非，使人易晓，而其散逸于简册，读者不能融会而一之，是以窒碍而难通，徒苦而无得。予深惧邪说之横流，人心之陷溺，因远取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孔、颜、曾、孟之书，近述周、程、张、朱、祖父之论，名之曰《至书》，使世之人晓然知父子之当亲，君臣之当义，夫妇之当别，长幼朋友之当序、当信，蔼然而和，惠然而顺，圣人所谓常典者，固可勉而至矣，佛老所谓虚寂者，不待辩而明矣。昔者格见先公与先师文公书曰：‘世道既降，邪说交作，人心昏晦也久矣，苟不先示之以本源，学者鲜不惑异端之说者几希。’故此书之辑，皆极至之理，所谓先示之以本源者不少让焉。但格不敏，择之未精，录之少备，愿与同志共损益之。若夫力行之序，则自下学始，日用常行之间，即道体精微之所在，学者可不勉乎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