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教谓‘容心立异，不若平心任理’，其说固美矣。然‘容心’二字不经见，独《列子》有‘吾何容心哉’之言。‘平心’二字亦不经见，其原出于《庄子》：‘平者，水停之盛也，其可以为法也，内保之而外不荡也。’其说虽托之孔子，实非夫子之言也。彼固自谓寓言十九，其书道夫子言行者，往往以致其靳侮之意；不然，则借尊其师；不然，则因以达其说。皆非事实，后人据之者陋矣。又韩昌黎与李翊论文书，有曰：‘平心而察之。’自韩文盛行后，学士大夫言语文章间，用‘平心’字寖多。究极其理，二说皆非至言。‘吾何容心’之说，即无心之说也，故‘无心’二字亦不经见。人非木石，安得无心？心于五官最尊大。《洪范》曰：‘思曰睿，睿作圣。’《孟子》曰：‘心之官则思，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。’又曰：‘存乎人者，岂无仁义之心哉？’又曰：‘至于心，独无所同然乎？’又曰：‘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，以其存心也。’又曰：‘非独贤者有是心也，人皆有之，贤者能勿丧耳。’又曰：‘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，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’去之者，去此心也，故曰‘此之谓失其本心’。存之者，存此心也，故曰‘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’。四端者，即此心也；天之所以与我者，即此心也。人皆有是心，心皆具是理，心即理也，故曰‘理义之悦我心，犹刍豢之悦我口’。所贵乎学者，为其欲穷此理，尽此心也。有所蒙蔽，有所移夺，有所陷溺，则此心为之不灵，此理为之不明，是谓不得其正，其见乃邪见，其说乃邪说。一溺于此，不由讲学，无自而复。故心当论邪正，不可无也。以为吾无心，此即邪说矣。若愚不肖之不及，固未得其正，贤者智者之过失，亦未得其正。溺于声色货利，狃于谲诈奸宄，牿于末节细行，流于高论浮说，其智愚贤不肖，固有间矣。若是心之未得其正，蔽于其私，而使此道之不明不行，则其为病一也。周道之衰，文貌日胜，良心正理，日就芜没，其为吾道害者，岂特声色货利而已哉？杨、墨皆当世之英，人所称贤，孟子之所排斥拒绝者，其为力劳于斥仪、衍辈多矣。所自许以承三圣者，盖在杨、墨而不在衍、仪也。故正理在人心，乃所谓固有。易而易知，简而易从，初非甚高难行之事。然自失正者言之，必由正学以克其私，而后可言也。此心未正，此理未明，而曰平心，不知所平者何心也。《大学》言：‘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，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，致知在格物。’物果已格，则知自至，所知既至，则意自诚，意诚则心自正，必然之势，非强致也。孟子曰：‘我亦欲正人心，息邪说，讵诐行，放淫辞，以承三圣者。’当是时，天下之言者，不归杨则归墨，杨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。自孟子出后，天下方指杨、墨为异端。然孟子既没，其道不传。天下之尊信者，抑尊信其名耳，不知其实也。指杨、墨为异端者，亦指其名耳，不知其实也。往往口辟杨、墨，而身为其道者众矣。自周衰，此道不行，孟子没，此道不明。今天下士皆溺于科举之习，观其言，往往称道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论》、《孟》，综其实，特借以为科举之文耳。谁实为真知其道者？口诵孔、孟之言，身蹈杨、墨之行者，盖其高者也。其下则往往为杨、墨之罪人，尚何言哉？孟子没，此道不传，斯言不可忽也。诸人交口称道门下之贤，不觉吐露至此。病方起，不暇隐括其辞，亦惟通人有以亮之。傥有未相孚信处，当迟后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