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：《书》称尧、舜、禹、臯陶，皆曰‘若稽古’。《记》称仲尼‘祖述尧、舜，宪章文、武’。傅说告高宗曰‘事不师古，以克永世，匪说攸闻’。所贵乎圣人者，以其宽洪博大，无自用自私之心，其所施设，必有稽考祖述，理固然也。然所谓稽考祖述者，果独取其无自用自私之心而然耶？亦其事之施设，必于古有所考，而后能有所济也？如曰事必于古有所考而后能有济，则如网罟、耒耜、杵臼、弧矢、舟楫、栋宇、棺椁、书契，皆上世所无有，而后世圣人创之，而皆能有济，何耶？若曰是事之小者，因时而创制，至其大者，则必有所师法而后可，则如尧传天下不与子，不与在朝之大臣，举舜于匹夫而授之，果何所师法耶？尧传舜，舜传禹，禹独与子而传以世，此又何耶？汤以诸侯有天下，孔子匹夫而作《春秋》，此事之莫大焉者，而皆若此，无乃与稽古之说戾乎？且均之为事，亦安有大小之间哉？今之天下，所谓古者，有尧、舜，有三代，自秦而降，历代固多，而其昭昭者曰汉曰唐，其君之贤者甚众，事之施设盖有不胜其异。今朝廷有祖宗故事，祖宗故事尚且不一。今欲建一事而必师古，则将安所适从？如必择其事之与吾意合者而师之，无乃有师古之名，而居自用之实乎？若曰吾择其当于理者而师之，则亦惟理之是从而已，师古之说，无乃亦持其虚说而已乎？二三子其详考而备论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