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亡莫甚于名之尊，道弊莫甚于说之详。自学之不明，人争售其私术，而智之名益尊，说益详矣。且谁独无是非之心哉？圣人之智，非有乔桀卓异不可知者也，直先得人心之同然耳。其见于施设，则合物理，称事情，犁然当乎人心，夫妇之愚，可以与知焉，奚名之尊？奚说之详哉？逮夫智失而私术兴，则向之良心日驰骛乎诡谲奸诈之场，实不足以欺天下也。将窃智者之名以售其诡，故名不得不尊。名不可以徒尊也，将文近似之说以实其名，故说不得不详。名尊说详，而智之实益亡，弊益甚矣，此则智之贼也。汉公孙弘谓‘智者术之原’，其贼智之诛固不可逭，而愚又幸智之说由是而益明也。世之罪弘者，常以其饭脱粟，为布被，杀主父偃，徙董仲舒胶西。此虽其挟术之明验，而特一人之过，一时之害，而常情之所易知者。多诈不情，汲黯能诘其不忠，外宽内深，班固能知其意忌，盖有不足深诛者。至于窃智之名以售己之术，要之以利害之效，文之以近似之辞，使听之者诚以为治天下不可以无术，而圣人之智亦不过如此而已，此吾所谓智之贼而不可逭之诛也。然墨之贼仁，杨之贼义，乡原之贼德，皆以近似之乱真，其罪正与弘之言智等耳。及孟子辞而辟之，而曰仁，曰义，曰德，由杨、墨、乡原而其说益明。有能因弘说而辟之，使天下晓然知夫私术之贼智，则弘之说，亦智之幸也。弘之说曰：‘擅杀生之柄，通壅塞之涂，权轻重之数，论得失之迹，使远近情伪，毕见于上，谓之术。’此所谓要之以利害之效，文之以近似之辞，使听之者诚以为圣人之智亦不过如此而已也。且圣人之智，明彻洞达，无一毫私意芥蒂于其间。其于是非利害，不啻如权之于轻重，度之于长短，鉴之于妍丑，有不加思而得之者。故其处大疑，定大论，亦若饥食渴饮，夏葛冬裘焉已耳。虽酬酢万变，无非因其固然，行其所无事，有不加毫末于其间者。夫如是，可谓之术乎？果必若弘之说乎？铄金为刃，凝土为器，为网罟，为耒耜，为宫室棺椁，为舟车弧矢杵臼之利，此皆上世之所无有，创物以教天下者也。而夫子则以为皆取诸《易》之卦画，是圣人之智见于创立者，犹皆因其固然，而无容私焉。况于生杀通塞轻重得失之常，而弘欲以其私术为之乎？《语》称‘舜、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’，《诗》称文王‘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’。夫生杀通塞轻重得失之理，昔非有异于今也。必欲以私术为之，则舜、禹、文王诚不公孙氏若也。自学之不明，而圣人之智不复见矣。世之人往往以谓凡所以经纶天下，创立法制，致利成顺，应变不穷者，皆圣人之所自为，而不知夫盖因其固然，行其所无事，而未尝加毫末于其间。彼役役者方且各以其私术求逞于天下，而曰此圣人之所谓智也。故老氏出于春秋而有弃智之说，孟子生于战国而有恶凿之言，是皆见夫逞私术之失也。然终至于纵横如仪、秦，刑名如鞅、斯者，杂然四出，而天下遂以分裂溃散，至秦则烬然矣。公孙氏生于汉，而以儒名当世，此溺待拯、焚待救之时也，乃复尊智之名，详智之说，以售其私术。世之人虽欲闻先王之智，孰从而听之，故曰智之贼也。孟子者，圣学之所由传也。故其言发明圣人之智，而指当时所谓智者以为凿。老氏者，得其一，不得其二，而圣学之异端也。故幸夫私术之失，因欲申己之学，而其言则曰‘绝圣弃智’，又曰‘以智治国国之贼’，是直泛举智而排之。世之君子常病其污吾道，而不知其皆售私术者之过也。使术之说破，则为老氏者将失其口实，而奔走吾门墙之不暇，其又何污焉？呜呼！观老氏之说、孟子之言，与仪、秦、鞅、斯之所为，则术之害智，所从来久矣，非直至汉而然也。然昔之为私术者，名未甚尊，说未甚详，故辩之者不力，罪之者不深。若孟子者，不过曰行其所无事，恶夫凿而已。至于公孙以黠中辩吻，发策人主之前，陈智之名益尊，而术之说甚详，非明于道者，有不能不为其疑似所惑，故辩之不得不力，罪之不得不深。辩之力，罪之深，而智之说不明者不也。故曰弘之说，亦智之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