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之要者无二机，计之得者无二说，然而得于积思者其意疑，得于忽悟者其意决，此谋之与断所以异任而同功，殊称而一致者也。天下之事，惟其要而难处也，于是乎有赖于谋。彼其以善谋称，而不足与断者，岂无得于其机，而尝试为之说也哉？顾特以其旁推曲攷，原始要终，䌷绎复熟而得之，则谨重之心胜，而刚决之意微，故不能不自疑其有所未善。至于善断者，因其谋而遂断之。其始之为谋，虽不出于己，而亦岂无得乎其心，而徒徇人之说，以勇于必行而已哉？盖其权奇倜傥，方欝于䌷绎复熟之久，而闻言辄契，覩机忽悟，如雷蛰而忽惊，日曀而忽明，其势不能不决。然则谋之与断虽所任各异，所称各殊，而要其实，岂不同功而一致也哉？唐房、杜佐太宗取天下，而史称玄龄善谋，如晦长于断，愚请以是而论之。甚哉！机事之可畏，而谋断之任不可以非其人也。尝观汉高祖听郦生之谋，刻印立六国后，高祖方食，以告张良，良借前箸筹之，高祖至辍饭吐哺怒骂，令趣销印。石勒去高祖五六百载，以奴虏之身，据有中原，初不知书。一旦听读《汉史》至刻印事，骇曰：‘此法当失，何以得天下？’及读至张良之筹，乃曰：‘赖有此人。’呜呼！使郦生佩印已行数舍之远，则高祖之天下，几已去矣。知天下之机事，率如是之可畏，而张良之筹，高祖之骂，石勒之骇，皆机缄互发，如声响相应，非直偶然而已。则知凡所谓谋者断者，皆不可以或非其人，而房、杜之才智，可得而论之矣。虽然，玄龄谋事帝所，必曰‘非如晦莫与筹之’，及如晦至，则卒用玄龄策。自常情观之，玄龄不失为谦抑谨重，而如晦则为无谋而因人成事者耳。呜呼！以此论房、杜，此与儿童之见何异？弈秋中枰而辍弈，少下于弈秋者，必不能以举其棋矣；王良中道而弭舆，少下于王良者，必不能以振其策矣。天下之机事，而可以非其人而与于其间哉？或谋、或断，必其机缄识略之相符者而后可也。韩信破赵之后，发使使燕，而燕人从风而靡，其策乃不出于韩信，而出于李左车，然天下不以韩信为不知兵。邹阳受梁之谢，入见王长君，而梁罪竟解，其计乃不出于邹阳，而出于王先生，然天下不以邹阳为非辩士。盖因其善而用之，与夫发悟于心者，实机缄识略之相符，而非苟从之者也。如此则知房、杜之谋断，如宫商之相应而同于成声，如斤斧之迭用而同于成器，初不可以差殊观而优劣论也。抑尝言之，太宗以弓矢定天下，其智略之出于己者，班班见于纪传。大焉制胜千里之外，小焉决机两阵之间，超逸神变，不可穷极。及天下既定，谈治道，论政理，则老师宿儒诎其辩，此亦难乎其为臣矣。然而自渭北一见之初，秦府表留之后，谋必于房，断必于杜，则夫二公之才智，岂浅浅者所可得而窥议哉？及考之传纪，则夫谋断之迹，有不可得而见焉。呜呼！此二公之才智，所以为不可及欤？史臣取柳芳之言曰：‘帝定祸乱，而房、杜不言功；王、魏善谏，而房、杜逊其直；英、卫善兵，而房、杜济以文。’此真足以知房、杜谋断之本矣。若乃谋之不善，而强欲以辩屈人之异己，如徐湛之于沈庆之者；又有嫉其谋之善，而必为沮格挠败之计，如牛僧孺之于李德裕者，其视房、杜之谋断，奚啻天渊之相辽哉？虽然，法律之书详，而望之以礼乐则缺；功利之意笃，而概之以道义则疏。此虽不足以是责之，而亦不能不使人叹息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