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下之事不两得，知其说者斯两得之矣。取予之说，事之不两得焉者也。民有余而取，国有余而予，此夫人而能知之者也。至于国之匮，方有待乎吾之取而济；民之困，方有待乎吾之与而苏。当是时，顾国之匮而取之乎？必不恤民焉而后可也；顾民之困而予之乎？必不恤国焉而后可也。事之不两得孰有甚于此哉？使终于不两得，则终无一得焉尔矣。故取予之说，不可谓易知也。取而伤民，非知取者也；予而伤国，非知予者也。操开阖敛散之权，总多寡盈缩之数，振弊举废，挹盈注虚，索之于人之所不见，图之于人之所不虑，取焉而不伤民，予焉而不伤国，岂夫人而能知之者哉？必有其才，而后知其说也。非唐之刘晏，吾谁与归？史氏以知取予许之，真知晏者哉！夫所病夫取予之难者，非一不足之难，而皆不足之难也。下有余而取之可也，彼方不足也，而何以取之？上有余而予之可也，此方不足也，而何以予之？天下有皆不足之病矣，而有皆不足之理乎？闻之曰‘川竭而谷盈，丘夷而渊实’，天下盖未始皆不足也。方其上之不足也，不必求之下也，其可以足之者，固有存乎其上焉者矣；下之不足也，不必求之上也，其可以足之者，固有存乎其下焉者矣。将输之利害不明，则费广于舟车之徭；储藏之利害不悉，则公困于腐蠹之弊。物苦道远，则寻以输尺，斛以输斗；吏污法弊，则私良公害，私盈公虚。此所谓不必求之下焉者也。富贾乘急而腾息，豪民困弱而兼并，贪胥旁公而侵渔。绳瓮不立，而连阡陌者犹未已也；糟糠不厌，而余刍豢者犹争侈也。此所谓不必求之上焉者也。由是言之，有余不足之数可得而见，而取予之说可得而知也。然狃于常者变之则骇，便于私者夺之则争，党繁势厚，则扞格而难胜；谋工计深，则诡秘而不可察。图利而害愈繁，趋省而费益广，则夫天下之才果不易得，而取予之说果不易知也。支左屈右，夫射者举知之也，至于中秋毫于百步之外，左右前后，惟的之从，知之者惟后羿而已。揽辔执策，夫御者举知之也，至于致六马于千里之远，周旋曲折，惟意所适，知之者惟造父而已。国不足而取，民不足而予，夫人而能知之也，至于取不伤民，予不伤国，知之者惟晏而已。利病具于元载之书，而转漕之说详；鼓吹出于东渭之桥，而转漕之功著。补辟之选精也，干请者宁奉以廪入，故趋督倚办而功成；教令之出严也，数千里无异于目前，至嚬呻谐戏不敢隐。盐法密于第五琦，而地无遗入；鼓铸兴于淮、楚间，而货有余缗。彼其所以取之者，岂尽出乎下哉？是以取之而民不伤。驶足募，而商贾不得制物价之低昂；赈救行，而豪植不得乘细民之困溺。检核出内，一委之士，而吏无所窜巧；督漕主驿，一出之官，而民得以息肩。无名之敛虽罢，而盐榷实行；米粟之赈虽出，而杂货则入。彼其所以予之者，岂尽出乎上哉？是以予之而国不乏。呜呼！创残之余，而向敌之甲未解也；饥疫之后，而馈军之输未艾也。上方宵旰，而民且嚣嚣，而晏也遑遑于其间，深计密画，推羡补阙，国不增役而民力纾，民不加赋而国用足，非夫知取予之说，妙取予之术，畴克济哉？若夫头会箕敛，剥肤椎髓，疲民力而徼便漕之功于难成之渠，舍吏欺而责负逋之租于已输之民，竭下以益上，困民以悦君，此则韦坚、王𫟹、杨国忠之伦，无耻败国，甘处乎晏之下，而人皆愤焉者也。至于谈仁义，述礼乐，既古人之文而不既古人之实，大言侈说而不适于用，如裴光庭之暴宇文融之恶，而不能任国用不足之责；房琯知恶第五琦，而不能对何所取财之问。此则不知尧、舜、孔、孟之学，虽自处不在晏之下，而天下皆笑之者也。甘处乎下者如彼，欲出乎上者如此，则夫知取予者，非晏之与而谁与也。虽然，论之以圣人之道，照之以君子之智，则坚、𫟹、国忠，虽晏所不为，而愚恐其有时而同科；琯、光庭虽不足以诋晏，而愚恐晏未免于可诋。何则？晏之取予，出于才而不出于学，根乎术而不根乎道。出于才而根于术，则世主之忠臣而圣君之罪人也。上有道揆，而责以有司之事焉可也，人君悦而尊宠之，鲜有不弊焉者也。《易》之理财，《周官》之制国用，《孟子》之正经界，其取不伤民，予不伤国者，未始不与晏同，而纲条法度，使官有所守，民有所赖，致天下之大利，而人知有义而不知有利，此则与晏异。故曰出于才而不出于学，根于术而不根于道。晏之治财未能过管、商氏。仲尼之门，五尺童子羞称管仲，曾西之不为，孟子之不愿。至于商君，则后世笃论以为帝秦者商君也，而亡秦者亦商君也。今晏之所为，如茗橘珍贡，常冠诸府，要官华使，多出其门，畏权贵而禀其人，默其口而啖以利，为国家者，亦何利于此哉？使不死于杨炎之挤，则其污身败国者将不止此。人莫不以杨炎之挤为晏惜，而愚独以为晏之幸。故曰论之以圣人之道，照之以君子之智，盖未免于可诋，亦未必不与坚、𫟹、国忠等同科。虽然，才之难也久矣。道不稽诸尧、舜，学无窥于孔、孟，毋徒为侈说以轻议焉可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