昔人之书不可以不信，亦不可以必信，顾于理如何耳。盖书可得而伪为也，理不可得而伪为也。使书之所言者理耶，吾固可以理揆之；使书之所言者事耶，则事未始无其理也。观昔人之书而断于理，则真伪将焉逃哉？苟不明于理而惟书之信，幸而取其真者也，如其伪而取之，则其弊将有不可胜者矣。孟子曰：‘吾于《武成》，取二三策而已矣。’非明于理者，孰能与于此？尝谓言而无稽，往哲以为不足听，事不师古，昔贤以为非所闻。尧、舜之圣，《书》以‘稽古’称之。夫子之圣，自谓‘好古敏而求之’。‘古训是式’，《诗》所以称仲山甫之贤；‘必则古昔，称先王’，《礼》所以为学者之轨范也。然则昔之圣贤，盖未尝有不取于书者也。欲求稽古昔以为师法训式，而非书之取，将孰取之哉？然而古者之书不能皆醇也，而疵者有之；不能皆然也，而否者有之。真伪之相错，是非之相仍，使不通乎理而概取之，则安在其为取于书也？昔之圣贤，岂其然乎？自羲皇以来至于夫子，盖所谓有道之世，虽中更衰乱，而圣明代兴，而周家又号为典章之备而职守之详且严者。当时载籍之传，宜其无所谓疵者、否者、伪者、非者。然而夫子之于书也，于《易》则有《八索》之黜，于《职方》则有《九丘》之除，《书》必定，《诗》必删，言夏、商之礼，则以为杞、宋不足征，武之乐未久也，而声淫及商。至于老聃之问，苌弘之问，郯子之访，无非所以考核其醇疵、真伪、是非、可否，而一断之以理者也。然则书之不可一概而取也久矣。虽然，夫子，天下后世固宜取信焉者也。孟子之时，去夫子为未远，而经籍皆出于夫子之笔削，则虽概而取之可也。而于《武成》一篇，所取者才二三策而已，无亦好高求异之过耶？呜呼！非也。夫子所以取信于后世者，岂徒尔哉？抑以其理之所在，而其一以贯之者，建诸天地而不悖，质诸鬼神而无疑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而已。使书不合于理，而徒以其经夫子之手而遂信之，则亦安在其取信于夫子也？况夫孟子虽曰去圣人之世未远，而亦百有余岁矣。言爵禄之班，则曰：‘诸侯恶其害己也，而皆去其籍。’论尧、舜之事，则曰：‘齐东野人之语，而非君子之言。’然则于《武成》之篇，不惟其书之信，而一断之以理，又何疑焉？故曰书不可以不信，亦不可以必信。使书而皆合于理，虽非圣人之经，尽取之可也。况夫圣人之经，又安得而不信哉？如皆不合于理，则虽二三策之寡，亦不可得而取之也，又可必信之乎？盖非不信之也，理之所在，不得而必信之也。古人之于书，稽求师式，至于为圣为贤。而后世乃有疲精神，劳思虑，皓首穷年，以求通经学古，而内无益于身，外无益于人，败事之诮，空言坐谈之讥，皆归之者，庸非不通于理，而惟书之信，其取之者不精而致然耶？今夫药石之储，不能皆和平也，而悍毒者有之；不能皆真良也，而伪蠹者有之。彼良医之游于其间也，审病者之脉理，知药石之性味，择之精而用之适其宜，是以百发而百中。至非能医者，而以其病而游焉，概取而试之，苟其不中，得无遇毒以益病而戕其身也哉？不明乎理，而惟书之信，取之不当，以至于悖理违道者，得无类是乎？故曰‘尽信书，不如无书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