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猥以庸虚，误蒙委寄，总饷淮右，责任非轻。每念先世当绍兴间力抗奸臣，扶持大义，某若不勉尽忠悃，是无以报君恩而见先世于地下也。窃见丑虏犯顺，雄据中原垂九十年，天地之数，穷则必复，今自更化以来，正人登庸，庶政修举，和气充塞，年谷屡登。北虏无道，骨肉相戕，达靼侵迫，旱蝗荐臻，狼狈迁徙。此天厌夷德，而启吾国中兴之兆，断可见矣。圣君贤相，经营图回，固非庸凡所能测识，然愚窃料之，今日之计莫急于经理两淮。长江者江南之藩蔽，两淮者又长江之藩蔽，无两淮是无长江也。今日选守，明日择令，今日浚壕，明日修城，是亦足恃以为经理乎？今日之患，莫大于兵力之不足，沿江数千里屯戍之兵不过二十万，分戍淮郡，多者二三千人，少者数百人，虽有守令，何所用力？虽有城壁，将谁与守？岂可不深虑乎？愚窃以谓防江之兵力固不可不增戍两淮，然有策于此，不张皇，不劳扰，坐得一二十万之精卒，以守长淮数千里之竟土，国家何惮而不为？此盖为今之计，莫若用两淮之人，食两淮之粟，守两淮之地。夫南北之人气禀不同，以淮人而较之江南之人，则强弱勇怯大不侔矣。生长淮壖，与虏相谙，骑射剑戟，其所素习，山川险易，其所熟知。淮阴之韩，英六之布，皆淮人也。曩者虏人冲突，遇大军则索战，遇淮人则退却，此其明验也。又绍兴开禧间，虏人犯淮，俘虏杀戮，切骨怨愤，所欲甘心于夷虏者，其素志也，籍而用之，岂不贤于防戍之卒乎？又其地广莫，所务农桑，所蓄米麦，因其农隙，教以习战，无养兵之费，而得养兵之用，计无善于此者矣。然而用淮人之策，必先明保伍。自伍家为伍，则伍有伍长；五伍为队，则队有队长；四队百人，则有百人之长；伍百人则为一将；二千五百人则为一军，有统领；四军万人，则为统制以总之。度其郡之大小广狭，而为统制多寡之数，又立都统制以总之。自都统以下，各以物力高下，人才服众而差。自军将而上，则朝廷给之官资，以下则制司补以文帖。其为保伍，不过以防托乡井为名而已，及至缓急，人自为战，皆精卒也。保伍既明，则为之置立保寨。盖淮民散居平土，卒有缓急，米麦无所藏，妻孥无所托，不为俘虏，则为饥莩，不甘于转死，则去为盗贼。惟或依山、或附水，创置寨屋，立囷仓，使各随其队伍而居之。闲居则预藏米麦，有急则安存老弱。既有所居，则莫不爱护乡井，与虏为敌。二者既定，则宽其力役以安之，设马监、置军器以资之。两淮之民不苦于税，而苦于役。州县之吏知其税之轻也，则重役以困之。有保伍，有总首，一有行移，总保俱受其害。今既籍为保伍，凡有追胥，行之保伍足矣，而总保可废也。人免总保之苦，则亦乐于保伍之法，不待驱而自从也。两淮之地，承平之际，蓄马成群，开禧之后，靡自孑遗。今马之价数倍江南，而人之蓄马者绝少。淮人长于用骑，而苦于无马，其所乘之马亦不必产于西北，凡江南常马，蓄于其地，风气坚劲，水草肥饶，亦皆可用。惟广鬻江南之马，而蓄之淮上，随其保伍，因以给之，又为之制军器以资其用，不过累月，而军政可成矣。虽然，天下未尝无可用之法，而常患无能用之人。朝廷择一制帅而付以阃外之任，乃独置之江南，而于淮甸之事既未尝谙悉，又僚属不许辟置，则朝夕所与图事者，又将何所恃乎？愚以为莫若移制司于历阳，居两淮之中，而去江咫尺，文移往来，莫此为便。又许之自辟其属四五人，往来两淮措置保伍，则庶几所立之法不至徒为文具矣。此法既定，忽有小警，甲兵之问不至庙堂，而彼自有以处之，此与调江南之兵相去万万也。且不惟足以御敌而已，两淮之民遭丙寅之危，疮痍未合，今闻虏人迁居汴京，莫不狼顾胁息，皆有弃田庐、挈妻子，或渡江、或入山之意，其间素号勇悍者，则且将伺变窃发。向者胡海、张军三之变，为两淮之害，甚于虏人，今若不早为之所，则两淮日见荒墟，卒有警急，皆攘臂而起矣。惟结为保伍，而使物力最高者统之，则为首者皆知自爱，而其下亦各有服属。既有险阻之可恃，则不至轻去故乡，既有上下之相维，则不至轻为盗贼。此非愚之策也，管仲内政之策也。朝廷所议边事，每以张皇为虑，今以保伍为名，以防托乡井为说，则不至张皇，而屹然有不可拔之势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