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中庸》之书，《章句》、《或问》言之悉矣，学者读之，未有不晓其文、通其义者也。然此书之作，脉络相通，首尾相应。子思之所述，非若《语》、《孟》问答，章殊而旨异也。苟从章分句析，而不得一篇之旨，则亦无以得子思著书之意矣。程子以为始言一理，中散为万事，末复合为一理。朱先生以‘诚’之一字为此篇之枢纽，示人切矣。今辄述其遗意而言之。窃谓此书皆言道之体用，下学而上达，理一而分殊也。首言性与道，则性为体而道为用矣。次言中与和，则中为体而和为用矣。又言中庸，则合体用而言，无适而非中庸也。又言费与隐，则分体用而言，隐为体、费为用也。自‘道不远人’以下，则皆指用以明体；自言诚以下，则皆因体以明用。‘大哉圣人之道’一章总言道之体用也。‘发育万物，峻极于天’，道之体也；‘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’，道之用也。‘仲尼’一章言圣人尽道之体用也。‘大德敦化’，道之体也；‘小德川流’，道之用也。‘至圣’则足以全道之用矣，‘至诚’则足以全道之体矣。末言‘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’，则用即体、体即用，造道之极致也。虽皆以体用为言，然首章则言道之在天，由体以见于用；末章则言人之适道，由用而归于体也。其所以用功而全夫道之体用者，则戒惧慎独，与夫智仁勇三者，及夫诚之一言而已。是则一篇之大旨也。子思之著书，所以必言夫道之体用者，知道有体用，则一动一静皆天理自然之妙，而无一毫人为之私也。知道之有体，则凡术数词章非道也；知道之有用，则虚无寂灭非道也。知体用为二，则操存省察皆不可以不用其力；知体用合一，则从容中道，皆无所用其力也。善言道者，未有加于此者也。曰：‘孔孟何为而不言也？’曰：其源流可考也。孔子之学传之曾子，曾子传之子思，子思传之孟子，皆此道也。曾子曰：‘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’忠即体，恕即用也。维天之命，於穆不已，非道之体乎？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，非道之用乎？此曾子得之孔子，而传之子思也。孟子曰：‘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；辞逊之心，礼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’恻隐、羞恶、辞逊、是非，非道之用乎？仁、义、礼、智，非道之体乎？此又子思得之曾子，而传之孟子也。道丧千载，濂溪周子继孔孟不传之绪，其言太极者道之体也，其言阴阳五行、男女万物，道之用也。太极之静而阴，体也；太极之动而阳，用也。圣贤言道，又安有异指乎？或曰：‘以性为体，则属乎人矣。子思以为天命，又以为发育万物，峻极于天，又以为经纶大经，立大本，知化育，乃合天人为一，何也？’曰：性即理也。自理而言则属乎天，以人所受则属乎人矣。属乎人者，本乎天也，故曰万物统体一太极。天下无性外之物，属乎天者也；一物各具一太极，性无不在，属乎人者也。或曰：‘《中庸》言体用既分为二矣，程子又言性即气，气即性，道亦器，器亦道，则何以别其为体用乎？’曰：程子有言体用一源、显微无间也。自理而观，体未尝不包乎用，冲漠无朕，万象森然已具之类是也。自物而言，用未尝不具乎体，一阴一阳之谓道，形色天性之谓是也。或曰：‘如此，则体用既不相离，何以别其为费为隐乎？道之见于用者费也，其所以为是用者隐也。费犹木之华叶，可见者也；隐犹华叶之有生理，不可见者也。小德之川流，费也；大德之敦化，隐也。然大德之中，小德已具，小德之中，大德固存，此又体用之未尝相离也。嘉定戊寅，栖贤寺书此，以为《中庸总论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