诸公皆以干从宇文之去为是，不从为非，因以辩之。干自信阳得疾，几至不救，吴宣抚谕令解帅幕之职，从宣幕之招。干以病辞，得归养病。今病未瘳，而复从宇文之行，其谊安在？宇文始欲以帅幕辟之矣，复改正宣抚，复欲以宣幕见招，若从之行，是辞卑居尊，义尤不安。况兴兵动众，国之大事，以身许人，亦非小节，要当斟酌可否，岂宜见利则趋？若外言体国，内实规利，不量才力，冒当重责，虽曰体国，而实误国，虽欲规利，利亦何有？城南宣干，厥监不远，岂宜冒昧复蹈其辙？加以十年之伪学，为一日之实材，若不力辞，或至疏脱，则小人益得以肆其喙，善类将无所容其身，不惟干受其祸，而上辱先师，下累朋友。至于彼时，又将以不合轻去而见责矣。去岁夏间，诸路败衄，论者以邓宣抚之故，皆谓道学首唱兵端。若非庙堂察其本末，力排异论，吾辈皆已不免矣，况又敢以其身误国以规利乎？刘韬仲从邓公之招，今议者皆非之，干不从宇文之招，议者又非之，然则将如何而可？古之君子，出处去就，如阴阳四时，各当其可；今之君子，各削其半，有出无处，有就无去，如有阴无阳，有秋冬无春夏。古之君子一出一处各适其中，不幸而过，宁过于处，无过于出。过于处犹有畏义之心，过于出则利焉而已矣。然则不从宇文之招，未见其为不可也。曰：然则子之从吴公之招可乎？曰：吴公，干之故人，帅幕非主兵之职。然予亦已悔之矣，岂敢迷复而不反乎？作《不从宇文辟辩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