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士鲍源以文见借，有碑二十首。与之语，颇熟东汉、李唐之故事，惜其安于所习，犹有未变乎俗尚者，作《碑解》以贶之。碑非文章之名也，盖后人假以载其铭耳。铭之不能尽者，复前之以序。而编录者通谓之文，斯失矣。陆机曰‘碑披文而相质’，则本末无据焉。铭之所始，盖始于论譔祖考，称述器用，因其镌刻，而垂乎鉴诫也。铭之于嘉量者曰‘量铭’，斯可也；谓其文为‘量’，不可也。铭之于景钟曰‘钟铭’，斯可矣；谓其文为‘钟’，不可也。铭之于庙鼎者曰‘鼎铭’，斯可矣；谓其文为‘鼎’，不可也。古者盘盂几杖皆有铭，就而称之曰‘盘铭’、‘盂铭’、‘几铭’、‘杖铭’，则庶几乎正；若指其文曰‘盘’、曰‘盂’、曰‘几’、曰‘杖’，则三尺童子皆将笑之。今人之为碑，亦犹是矣。天下皆踵乎失，故众不知其非也。蔡邕有《黄钺铭》，不谓其文为‘黄钺’也。崔瑗有《座右铭》，不谓其文为‘座右’也。《檀弓》曰：‘公室视丰碑，三家视桓楹。’释者曰：‘丰碑，斲大木为之。桓楹者，形如大楹耳。四植谓之桓。’《丧大记》曰：‘君葬，四綍二碑。大夫葬，二綍二碑。’又曰：‘凡封用綍去碑。’释者曰：‘碑，桓楹也；树之于圹之前后，以绋绕之，间之辘轳，挽棺而下之。用綍去碑者，纵下之时也。’《祭义》曰：‘祭之日，君牵牲，既入庙门，丽于碑。’释者曰：‘丽，系也。谓牵牲入庙，系著中庭碑也。或曰以纼贯碑中也。’《聘礼》曰：‘宾自碑内听命。’又曰：‘东面北上碑南。’释者曰：‘宫必有碑，所以识日景、引阴阳也。’考是四说，则古之所谓碑者，乃葬祭飨聘之际，所植一大木耳。而其字从石者，将取其坚且久乎。然未闻勒铭于上者也。今丧葬令具螭首龟趺，洎丈尺品秩之制，又易之以石者，后儒所增耳。尧、舜、夏、商、周之盛，六经所载，皆无刻石之事。《管子》称无怀氏封泰山，刻石纪功者，出自寓言，不足传信。又世称周宣王搜于岐阳，命从臣刻石，今谓之石鼓，或曰猎碣。洎延陵墓表，俚俗目为夫子十字碑者，其事皆不经见，吾无取焉。司马迁著《始皇本纪》者，其登峄山、上会稽甚详，止言刻石颂德，或曰立石纪颂，亦无勒碑之说。今或谓之《峄山碑》者，乃野人之言耳。汉班固有《泗水亭长碑文》，蔡邕有《郭有道》、《陈太丘碑文》，其文皆有序冠篇，末则乱之以铭，未尝斥碑之材而为文章之名也。彼士衡未知何从而得之？由魏而下，迄乎李唐，立碑者不可胜数，大抵皆约班、蔡而为者也，虽失圣人述作之意，然犹髣髴乎古。迨李翱为《高愍女碑》，罗隐为《三叔碑》、《梅先生碑》，则所谓序与铭皆混而不分，集列其目，亦不复曰文。考其实，又未尝勒之于石。是直以绕绋丽牲之具，而名其文，戾孰甚焉！复古之事，不当如此。贻误千载，职机之由。今之人为文，揄扬前哲，谓之‘赞’可也；警策官守，谓之‘箴’可也；针砭史阙，谓之‘论’可也；辩析政事，谓之‘议’可也；祼献宗庙，谓之‘颂’可也；陶冶性情，谓之‘歌诗’可也。何必区区于不经之题，而专以‘碑’为也？设若依违时尚，不欲全咈乎𫍢𫍢者，则如班、蔡之作，存序与铭，通谓之文，亦其次也。夫子曰：‘必也正名乎。’又曰：‘名不正，则言不顺。’君子之于名，不可斯须而不正也。况历代之误，终身之惑，可不革乎？何始寓家于颍，以涉道犹浅，尝适野见荀、陈古碑数四，皆穴其上，若贯索之为者。走而问故，起居郎张公观公曰：‘此无足异也。盖汉实去圣未远，犹有古丰碑之象耳，后之碑则不然矣。’五载前接柳先生仲涂，仲涂又具道前事，适与何合，且大噱昔人之好为碑者。久欲发挥其说，以诒同志，自念资望至浅，未必能见信于人。又近世多以是作相高，而夸为大言，茍从而明之，则谤将丛起，故蓄之而不发。以生力古嗜学，偶泥于众好，其兄又于何为进士同年，故为生一二而辩之。噫！古今之疑，文章之失，尚有大于此者甚众，吾徒乐因循而惮改作，多谓其事之固然。生第勉而思之，则所得不独在于碑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