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窃观尧舜极治之时，忠厚之至，则曰‘宥过无大’；而孟子以谓‘君子之过也，如日月之食。过也人皆见之，更也人皆仰之’。君子不幸而有所过，小人则无所往而不为恶。过虽大，无害为君子；恶虽小，终归于小人。过改而不吝，则成有德；恶积而不掩，则为大奸。过可宥，而恶不可容也。伏见翰林学士苏轼昨撰《试馆职策目》，而其词以谓‘欲师仁祖之忠厚，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，而或至于媮’。虽患在百官有司，而下文称‘孝文忠厚长者，至于朝廷之间，耻言人过，而不闻有怠惰不举之病’。则是仁祖之政有病矣。其词以谓‘欲法神考之励精，而恐监司、守令不识其意，而流入于刻’。虽患在监司、守令，而下文称‘孝宣综核名实，至于文理之士，咸精其能，而不闻有督察过甚之失’。则是神考之政有失矣。且方欲师法祖宗，而盛称孝文、孝宣之政无病与失，盖言彼之无病，则此必有病；称彼之无失，则此必有失。轼之命词，岂得谓之无过矣乎？轼尝应方正直言科，文章俊敏，下笔如流，不避嫌疑，遂涉痕迹。若谓轼有意于讥讽，则轼非丧心病狂，何至于此哉！臣窃谓苏轼以命词之失，而自当之，是乃君子改过不吝，则师法成汤之德矣。陛下以苏轼命词之过，而降放罪指挥，则是忠厚之至，而‘宥过无大’，躬行尧舜之仁矣。君臣之德，岂不美哉！朝廷之体，岂不正哉！臣比闻苏轼居家不出，恳求去位，至于四五，又自辩饰其非，而不自以为过，则乖改过不吝之德矣。陛下仁慈爱敬，追还放罪指挥，以明轼之无过。茍以含容于一时则可矣，安得逃天下异时之公议乎？臣愚深为朝廷惜之。臣愚不肖，待罪言职，为陛下耳目之臣，居朝廷纪纲之地，方是非纷起之时，独无一言者，非为循默茍容之计也。臣以为文词之过，君子所有，不必深辩；而是非之理，明如黑白。陛下至明至圣，洞照物情，而当国元老、执政大臣，皆天下以为公忠正直之人，必无彼我爱憎之论，以惑圣听。而苏轼以俊敏之过，受言词之失，则何害为君子，则臣复何言哉！今则不然，御史中丞傅尧俞、侍御史王岩叟因奏论放罪指挥，而陛下疑以为党附谏官，而以苏轼为无过。尧俞、岩叟居家待罪，而元老大臣，曾无骨鲠之论，以别是非，而止降劄子令尧俞、岩叟供职。二人去就，实系国体，茍放罪指挥留而未下，则二人者何颜以出？而朝廷之体，何从而正？臣于此时，岂可默默坐观，以负陛下耳目纪纲之寄乎？伏望圣慈详汉文、汉宣彼此轻重之词，察尧、舜、成汤宥过改过之德，早出先降放罪指挥，以全君臣之美，以正朝廷之体，则天下幸甚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