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昨奉元祐元年二月六日朝旨，司马光劄子奏论免役为害于天下有五，言词激切，圣意感悟，即时施行，应天下免役悉罢，并依熙宁元年以前差役条贯施行。令下之日，四方之人莫不鼓舞，而又放逐吕惠卿于闽，告之以首建青苗，次行助役。是则免役为害于天下，陛下知之详矣，诏令宣之信矣。因民之倦而变更之，岂得已乎！臣尝奏陈，以谓陛下此因耆德正论，复行祖宗百年差役旧法，慰安元元，苏息疲瘵，中外欢欣，幽明庆快。臣又言：今民力困极，非十五年前之比，要在委曲随宜，斟酌施行，则人无异论。臣窃以祖宗百有余年，德泽深厚、浃于民心者无他，知为国富藏于民之术而已。民非财不可以生，国非财不足以富，而钱为圆法，流通货财于上下，且非地之所生，非民之可为也。货殖百物，产于山泽田野，售之于城郭，而聚于仓库，而流通之以钱，不可以饱人之饥、暖人之寒也。为国者不取民之力，而取民以钱，则货殖百物无以售，而民至于困极也。城郭乡村之民，交相生养。城郭财有余，则百货有所售；乡村力有余，则百货无所乏。城郭富则国富矣。钱流通于下，则可以相生养；钱蓄积于上，则终无所蕃滋。为国者不藏于民，而聚之于府库，此财力所以耗竭，上下所以怨咨也。祖宗百有余年，圣贤经纶用度，资国赡军备边，政术详矣。而差役之法行于乡村，而不及于城郭，非不知城郭之人优逸，而乡村之民劳苦也。夫平居无事之时，使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，流通财货，以售百物，以养乡村，由之而不知，乐之而不倦。然尺地莫非朝廷所有也，一民莫非朝廷之臣也。朝廷之于民，犹父之于子，父子之财，宜无异籍，故古语云‘未闻子富而父贫’也。朝廷一旦缓急，则计费之多寡，随所蓄之厚薄，而均取之天下之民，皆知用之不为私，取之非无名也，欢然乐输而无憾矣。此祖宗藏富于民之术也。昔人云：与其有聚敛之臣，宁有盗臣。盖盗取于人犹有止息，而容或幸免；聚敛则无时而已，必至于穷竭而后止也。今准元祐元年九月十八日朝旨，诸路城郭五等以上及单丁、女户、寺观第三等以上，旧法纳免役钱五分。自今年正月为始，其收到钱，如逐处坊场、河渡钱支酬衙前重难及纲运公人接送食钱，委是不足，方许将上项钱贴支，其余并封桩以备缓急支用。臣自奉上项指挥，日夜罄竭愚虑，不敢轻议。臣比闻四方之人，自降上项指挥，讻讻不安，以谓朝廷命令更改不定，而刻薄聚敛之徒假息窃视，幸其有间，复肆毒螫，此臣所以不敢默默也。臣窃以陛下始因司马光之言，感悟圣意，复行祖宗差役旧法，罢去出钱免役，而放逐首议之臣，布告四方，鼓舞天下矣。而复令城郭减半出钱免役，城郭之民，祖宗以来无役而有科率，科率有名而无常数。今岁令城郭免役，则是其取无名矣。贴支有余，封桩以备缓急，则是又袭聚敛矣。无名聚敛之迹，犹踵袭乎前，则建议放逐之臣，必讥讪于后。臣愚深为朝廷惜之，以为与其无名而取于民，封桩于府库以备缓急，曷若藏蓄在民，使之交相生养，待缓急而后取也。伏望圣慈详察臣所奏，宣示重事元老、执政大臣熟议得失，早赐裁决，以慰四方人心，则天下幸甚！ 〔贴黄〕良医之治病，必去其根本，则无后患。朝廷既知免役之病民而除之，又复踵袭其故，而使之出钱，则是余毒犹在。余毒未除，其病必作。故近有建议者令乡村元出役钱三百贯以上，不令充役，依旧减半出钱。均为乡村之民，何独有钱可出？若以为物产高大，人力强壮，则或令频并充役，或令增添充役年限，以宽下户可也。自免役出钱以来，乡村极力，人户破荡殆尽，所存无几。今又踵袭出钱之迹以为诛剥，则更数年之后，物业优厚者破荡尽矣。是岂仁人之用心哉？臣近询问福建路提刑喻陟，言福建一路八州，见有宽剩钱，犹可支雇役十年之费，而殿中侍御史吕陶自成都府路回，言西州每岁坊场钱可足一年所用。或诸路例皆如此。则何忍重困斯民，使之出钱以封桩也！今东南民间所用无完钱，皆乌旧缺边，而乡村所出谷帛，贱无人售。城郭人户，比十五年前破家者十七八，皆因纳钱免役之患。此上下共知，非臣一人之私言也。或谓近年开边之役所费，非昔时之比，则乞每岁计边用所阙多少，于诸路城郭人户等第科率应副，不为定制，则取之有名，不为聚敛之患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