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窃见朝廷近缘臣僚上言，颁行贡举条制，治经之人以大义定去留，论、策定高下；词赋而兼经义者以诗赋定取舍，经义论策定高下。新制一出，士大夫皆以为朝廷不复更取经义策论，学者相语以专事诗赋，不须考阅经史。盖以进士应举，以得失为重，高下次之。今以词赋定去留，则学者必尽力于诗赋，以幸有司之选，何暇以高下为计邪？臣窃观今次科场以两科均取进士，府学试经义者绝十分之二。以利害计之，将来学者必皆趋习词赋。天下之士皆应诗赋，而有司又执新制以定去留，臣恐自此学者为文诵书惟一意于诗赋，不复治经阅史，探考义理之学，历代成败之迹，虽试义问策，仅如昔时帖墨耳。窃以朝廷昨来复添诗赋，盖缘自改经义以下，学者苟简，不该他书，不晓声律，故令兼习诗赋，与经义并行，以四场通定去留高下，非薄经义而尊诗赋。如朝廷之意欲卑抑经义，当时又岂复以经义为第一场，又以四场通定高下去留耶？言者不知朝廷之意，乃欲潜消经术，专进诗赋，黜理而尚辞，遗实而取华，不亦过欤！臣窃闻太平兴国八年，太宗下诏曰：‘进士举人只务雕刻之工，罕通缃素之学。不晓经义，何以官人？宜令礼部贡院特免贴经，只试墨义二十道，较其能否，以定黜陟。’天禧元年，鲁宗道言：‘进士所试诗赋，不近治道，诸科对义，惟以念诵为工，罔究大义。’真宗日前已定进士兼取策论，诸科能通经者别加考校。至和贡举条，诗、赋、论、策四件并上上为第一等，三件并上次以上、一件中上为第二等上，二件上次以上、二件中上为第二等下。熙宁四年罢诗赋，以经术、时务、义理、文词通定去留高下。由此观之，自祖宗以来，固欲兼用诗赋，又以策论通定去留高下，未闻专以诗赋去留也。而言者以为治平以前词赋取士，则去留主以词赋；熙宁以后经术取士，则去留主以经术。又以为缘不分经考校，故当时定四场通取之制，不亦过欤。言者以为主司以有四场通定之文，所主不一，各随习尚，互为升黜。臣以为学者所习，各有所长，四场程文，各有优劣。惟所主不一，取其优长，故无遗才。虽各随习尚，互为升黜，又何害耶？今就专以词赋去取，若赋不合格，则经义策论虽精深闳赡，不可复取。如此则博学能文之士所失多矣。又词赋之学最为难工，治平以前，学者久习，精者犹鲜，况新复此科，进士尚以声病为患，文理疏略，非前日之比。况专以词赋去留，不免彊取疏缪之文，以应法充数。则是诗赋虽缪，以法而不得不取；经义策论虽精，以法而不得不黜。黜其所可取，取其所可黜，实非朝廷取士求才之本意。伏望依元祐二年条制，以四场通定去留高下，庶使无失人之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