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昨具奏论科举条制不当专用诗赋去留，乞依元祐二年指挥，以四场通定去留高下，未蒙施行。臣窃以朝廷之务莫重于建官，建官之原莫先乎取士。取之有术，则天下之士知所学而不流于浅陋；取之非其道，则学者日趋于卑近而以茍得为意。夫士之所学，以知道烛理为主，而文辞次之。知道所以立己，烛理所以应务，能文所以达意，此三者，士之所学，不可偏废也。朝廷以熙宁未改经义以前，祖宗相循，以诗、赋、策、论取天下之士。诗、赋取其雅丽清新，协比声韵，以文辞为主。论、策取治经习史，晓达世务，以知道烛理为本。以此四者参定去留高下，故天下之士泛观博习，以求应选，不敢专一技以希幸得。故历朝以来，名臣间出，勋德相望，代不乏人者，良由取士有法，未闻以诗、赋专定去留也。夫法之所取，士之所向；法之所黜，士之所舍。今以诗、赋去留天下之士，则为师者惟以诗、赋为教，为友者惟以诗、赋为习，父以诏子，兄以诏弟，无不一出于为诗、赋，是天下之士惟文辞之为习，不复治经阅史，研究理致，讲求世务，虽有经义策论，殆为虚文尔。十年以后，新学后进漫不知有义理之学，风俗日靡，入于卑陋浅薄，固非细累。国家列圣相继，升平百有余年，教化涵养，岁积日靡，士之所学，宜益纯正；士之所习，宜益成就。今乃偏尚诗、赋，潜消义理之学，非所以奖养而成就之也。仰稽祖宗之制则非顺，下原学者之心则非便，又非朝廷近年兼用诗、赋之本意。伏望陛下诏执政大臣审计得失，追改新制，以正取士之法，天下幸甚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