圣人处纷乱之中，欲有所为，未尝不先为之谋也。其谋之不在乎他，在乎所存而已。故谋之甚雄，则其所存愈高，谋之甚大，则其所存愈厚。古之人有行之者，太公是也。太公之隐居也，优游于渭水之间，以义自持，以道自重，而无所苟于俗。观其所为，非徒自守而已，此其中必有所谋也。何以言之？夫商之衰，天下之厌乱也久矣，以太王、王季之德而犹未足以有天下，尽君臣之分，人知其不可也。当此之时，欲出而为之倡，与天下决夫去就之义，则非镇重而可信者不能使之皆然也。然则太公之所为，求以服天下之心而系天下之望邪。昔者颜渊问仁，夫子曰：‘克己复礼，仁也，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’颜渊问其目，夫子曰：‘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。’嗟夫！此夫子之所以训颜渊者，乃以太公之谋欤。夫非礼勿言，及其言也，天下莫不服其言；非礼勿动，及其动也，天下莫不服其动；非礼勿视，及其视也，天下莫不服其视；非礼勿听，及其听也，天下莫不服其听耳。言动视听既为天下之所服矣，其欲起而有所为者，天下其谁不从之？此所谓天下归仁欤。呜呼！以颜渊之资，加之数年之力以行夫子之言，天下不足定矣。不幸短命而无以遂其志，故颜渊死，夫子哭之恸，凡以此也。后世独诸葛亮深知其谋，以为可用，故坚卧于南阳，而以忠信仁义闻于天下。惜夫刘备见之甚晚，举天下之众已臣服于曹操，而后方有所为，故其业卒不能振。然观其初起之日，东附于孙权，西起于刘璋，张松、法正皆弃其故主而乐为之用，以败亡羁旅之人，不逡巡而跨有荆蜀，亦未始不由此也。由此观之，太公之谋皆为于未起之前，而非为于已起之后也。世俗不察，以为太公游说诸侯不遇，而卒归之文王，以司马迁之雄而犹有惑于此，安知所以为太公欤？夫所以为太公，以其德之可信也。太公既游说诸侯，则亦浮躁苟且之所为也，天下安取信哉？盖战国之士假此以自申也。魏曹操之王，荀攸、贾诩皆当世之谋臣也，出奇定策，诩又居多。而君子之论以诩为劣，盖其不能自重而轻于进取，是以进退无常而其德不足以服人，君子卑之，以为非深谋真智之所存也。然以太公之才而为贾诩之徒欤，故论太公之所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