尝观成、康之时，《诗》、《书》所载，君臣相与赓歌勅戒者，何其盛邪！求其言，知其志，得其志，见其为人。盖其言忠信，其志宽厚，其人远大，故其莅俗为政，明而不苛，大而有礼，能使天下释然归向于道德之域，则轻利而重义，贵诚而贱诈，乃知周公之兴，而世之所以长且久矣。后读《周官》，见其制作之意，益知成、康之俗其所以敦重粹美者，又皆周公之所为也，故尝以古之圣人思虑之深而见识之远者，未有过于周公也。《周官》之法，自天子、诸侯及大夫、庶士、商贾之卑，仆妾之贱，皆有分守；自庙社、宫室及车舆、衣服，圭璧之奉，笾豆之荐，皆有度数。其为法虽严，而其为情甚厚，故君之与民也分愈疏而情愈亲，势愈远而心愈近。疏而远者所以为不敢犯也，亲而近者所以为不忍志也。不敢与不忍之心作，而天下知事上之义，此周公制作之所以长且久也。自周之衰，春秋之时，天下之乱盖已久矣，诸侯犹知尊王为资其奸谋，诈术无国不有，而作一不义，则四方解情。齐桓、晋文皆依放仁义，以尊周为名而霸有天下，故韩宣子聘鲁，见《春秋》乃知周公之德，其以此哉。惜乎，管、蔡不足以知圣人，而妄意周公之所欲为，亦已愚矣。以今观周公之所为，则当其时岂以得天下为美哉？假令周公而有天下，南面称王，方是时也，将有为邪，则非君人之道也；将无为也，则天下孰能行其志耶？圣人有欲治天下之志，而无欲得天下之心，苟可以得行其道，虽人臣之贱不辞也。盖世之所谓贵贱者，特出于古人为之以役制天下也。从众人以观之，是诚足以贵贱之矣；自圣人而观之，是岂能为贵贱哉？圣人之贵贱，无宁以性之厚薄而道德之存亡乎。道德足乎己，则虽有天下者无以加，而又肯以人贵人贱，求自别于世乎？周公不有天下，而后之言至治者皆以周公为宗师，则圣人之所贵可知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