井田之制，《周礼》略存其大经。乡遂、都鄙，为法殊涂，诸侯之大小不同，而内外、轻重、详略之法与王畿相似。汉儒不加剖析，周公之制遂以不彰。今别而言之，井田之纲举矣。王畿方千里，面各五百里，百里为郊，二百里为甸，三百里为稍，四百里为县，五百里为都。六乡地居四同，在郊；六遂如乡，在甸。郊之余地以为场圃、宅田、贾田、士田、官田、牛田、赏田、牧田；甸之余地以为公邑。稍、县、都以为采地，乡、遂王所自治。公邑之外，是为都鄙。先王制法，重内轻外，归之大同，不惮小异。《大司徒》：‘令五家为比，五比为闾，四闾为族，五族为党，五党为州，五州为乡。’《小司徒》：‘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，五人为伍，五伍为两，四两为卒，五卒为旅，五旅为师，五师为军。’‘上地家七人，可任也者家三人；中地家六人，可任也者二家五人；下地家五人，可任也者家二人。凡起徒役，无过家一人。’然则乡之授地均以百亩，其出兵均以一人，其无公田，不用丘乘，取兵之法明矣。司稼‘巡野观稼，以年之上下出敛法’，是六乡之田用夏贡法，孟子所谓‘什一使自赋’也。遂人治野，‘五家为邻，五邻为里，四里为酂，五酂为鄙，五鄙为县，五县为遂’。居民出赋，大概同于六乡，所小异者授地有田莱之差，而任民均于下剂，则家二人而已。六乡地狭人众，故因其地而等其人；六遂地广人稀，故轻其役而均其地。使地皆足以养人，人皆足以给使，则不同之同也。乡、遂乘法成于族、酂，兵车一乘，马四匹，甲士三人，卒七十二人；革车一乘，牛十二头，卒二十五人。乡、遂各七万五千人，攻守自副，为兵车、革车合三千乘。故《采芑》言：‘方叔率止，其车三千。’此乡、遂之兵制也。《大司徒》：‘凡造都鄙，制其地域而封沟之，以其室数制之。不易之地，家百亩；一易之地，家二百亩；再易之地，家三百亩。’《小司徒》：‘乃经土地，而井牧其田野。九夫为井，四井为邑，四邑为丘，四丘为甸，四甸为县，四县为都。’夫九夫为井，则其中为公田，八家皆私百亩，同养公田；中田有庐，八家各二亩半，余八十亩共治之，则私田百而公田十，孟子所谓‘九一而助’，其实皆什一也。四丘为甸，六十四井，而乘马之法，所谓‘甸有戎马四匹，兵车一乘，牛十二头，甲士三人，卒七十二人，干戈备具’者也。一甸之富，百人攻守，车各一乘，《司马法》不备言者，欲明兵车之制，故止以牛见守车也。《司马法》又言：‘通十为成，成百井，三百家，革车一乘，士十人，徒二十人。’若与丘乘踳駮者，地兼沟洫，屋兼三夫，车举守车，而以士十人互见，攻车也。一甸所出，卒长御右，两司马与守车之伍长合十人，则有攻车可知。攻守之车皆革鞔，而攻车建五兵，故于丘甸言兵车，于成言革车，古文简质，互相发明类如此。设或甸无革车，不应言牛；成无兵车，则士十人将安用哉？《大司徒》造都鄙不易、一易、再易之地，略与《遂人》上地、中地、下地相倣，而都鄙无一廛者，庐在中田，则有室而已。不易百亩，而上地莱五十亩，若不同者，周之制地征其实九等，而互以三等见之：家百亩者田上上，莱五十亩者田上下，二百亩者田中中，三百亩者田下下。自百亩至三百亩，每二十五亩为差，九等通率相补，皆再易之地也。都鄙授田与六遂同，出兵不当六遂五之一，先王强干弱枝意在此。乡、遂出兵虽五倍丘乘，而牛人掌共兵车之牛；校人军事，物马而颁之；马质戎马有物贾，受于有司者书焉；车仆凡师，共革车；司兵授兵，从司马之法而颁之；司常大阅，赞司马颁旗物。则知乡、遂之马牛、车甲、兵器、旗物，皆颁于公，非若丘乘之具于民，此先王所以为至公至均者也。故夏曰贡，商曰助，周曰彻。彻者，通贡、助而用之。夏启甘野之战，乃召六卿，则乡治乡军自禹法如此，非周公创意。乡、遂用贡，具六军，都鄙用助，通王畿，出赋万乘，《周礼》井田之大经，不其昭昭乎？《费誓》曰：‘鲁人三郊三遂。’所谓成国半天子之军，而宣公税亩，成公作丘甲，则鲁郊、遂之外用助与丘乘，与周同。《孟子》告滕文公，请野九一、国中什一，亦欲复周家之彻耳。言井田者，通乎乡遂、都鄙、贡助、军赋之异制，则举而措之天下，无难矣。